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次革命”意义

革命具有多重含义，但一般意义上讲，它意味着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剧变性的跃进。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那么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47]。第一次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这场第二次革命则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邓小平的反思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苏联模式的警醒，使得毛泽东下定决心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并没有完成好这个任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蹈了苏联模式的老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来的“激进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反而使中国在贫穷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彻底地反思苏联模式和“激进式”现代化，历史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面前。历史地看，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激进式”现代化的当事者，但同时也是受害者，所以他对那场“激进式”现代化有着更深的认识。“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48]这种痛苦，一是来源于邓小平个人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邓小平有近八年的时间脱离了工作、脱离了社会。二是来源于整个民族的困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当年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当时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资本主义丧钟即将敲响，人类即将迎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反而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49]痛苦需要反思，也逼人反思。遭受痛苦的邓小平不能不反思这一切错在哪里，错从何来，怎样才能纠正错误。“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50]。

邓小平反思的结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51]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所造成的落后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倒逼着邓小平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应该体现在哪儿？邓小平深入思考的结果就是，“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2]。

历史地看，传统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指导等多条规定，唯独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是传统社会主义离开唯物史观大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邓小平从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极左观念入手，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起点，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而其所得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的结论，不仅荡清了一直飘在传统社会主义上空的“理论之霾”，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反思的结果之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开放。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教训的反思，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那就是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剩下的就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对毛泽东有过一个评价，认为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5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55]在邓小平眼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怎么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方法的问题。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给予了清晰的回答：一是改革，二是开放。

对于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常改革和变化的社会”^[56]。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为自己开辟通向更高境界的道路。然而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最缺乏的就是改革的意识和改革的精神。没有改革，也就没有生机与活力，这已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所以，邓小平深有感悟地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57]“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58]

对于开放，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59]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在世界历史时代，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社会主义应是建立在生产力和世界交往这两个“普遍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不仅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之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之上。纵观世界现代化史，只有那些善于交往、开放的国家，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无论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英国，还是后来居上的美国、日本，都是在对外中实现现代化的。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由盛转衰，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6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封锁，除了对苏联、东欧开放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1]。而“文化大革命”则彻底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正常交往。由于一再失去与世界正常交往的机会，结果中国不仅没有发展，反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由此，邓小平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向世界开放，做“世界公民”。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邓小平是一位能够引导中国这条巨轮在各种风浪中不断前行的舵手。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作为中国领导人期间，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期间。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言：“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62]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境界。四十年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二）改革开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突破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共同性，但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根本上说，又是各自独立的、具体的运动，不可能套用统一公式或固定模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在科学把握时代特点的前提下，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大胆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适应实践需要、符合具体国情、反映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新突破。

第一，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计的模式，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本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经典作家们都曾作过热情的展望、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预测，但客观而言，他们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具体如何实践，还要靠各国共产党自身去探索。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不要教条主义地理解他们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而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为了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63]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进行理解时都带有教条主义的倾向，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作出预测时所反复强调的限制性条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未来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按需分配”时，反复强调这一分配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这个限制性条件在实施中并没有被足够重视，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无视社会物质财富十分有限的现状，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断发展“按需分配”因素，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宣布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不仅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机械地照搬而忽略实践的发展和后人的创造性，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因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64]。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最大失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测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教条化，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惨痛的教训已经证明，立足实践、反对教条主义是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思想保证。当然，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的进程中，作为邓小平事业的继承者，无论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强调过类似的话：“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65]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勇于冲破各种本本、教条的束缚，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突破苏联模式，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移植他国模式。不可否认，苏联模式一度以其强调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高速发展”的奇迹。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的那样：“建立在高度集中管理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隐藏着危机。现实社会主义阵营曾相当强大，足以改变其发展道路。但五六十年代的一切改革都羞羞答答，受到旧制度的束缚。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宗派主义、体制弊病都与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66]

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去苏联模式影响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十二大庄严宣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主题，并作为基本前提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之中。十三大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八大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些都是对所谓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有力破除。

第三，突破自身的历史模式，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故步自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由于机械地模仿苏联模式而忽略了本国的国情，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逐渐显现出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在分析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踏上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应该说，在以后的20年里，这一探索曾经取得过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还难以全面把握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因此也就没能完全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没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反而在很多方面重蹈了苏联走过的路。

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背反现象，原因有很多，脱离时代发展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国内的矛盾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阶级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世界的局势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在此情况下，我国本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主要矛盾，并实行改革以克服因模仿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病，同时扩大开放，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我国非但未能抓住机遇，反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动全面的“文化大革命”。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7]正确地把握、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前提。邓小平通过科学的分析和大胆的判断，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正是依据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与时俱进的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越走越宽。可以说，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传统、开辟和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新模式的历史。

总之，正是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生产关系的解放，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下，我国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突破”背后的文化坚守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西方道路。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但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全盘西化”不仅没有给非西方国家带来想象中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不尽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非洲的贫穷、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停滞，就是最好的佐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根本经验，就是将现代化与本土文化和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走出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地看，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邓小平始终秉持两个视角：一个是世界视角，一个是中国视角。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遭遇的挫折清晰地表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向开放的世界，做“世界公民”。“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8]，这是邓小平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9]但邓小平也深知，在中国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历史传承的土地上实现现代化，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70]在实践中，中国现代化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验，但在理论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那就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71]。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思维坐标，也构成了邓小平设计中国现代化路线图的主轴，改革过程中改什么、坚持什么，对外开放中吸收借鉴什么、拒绝反对什么，都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准和坐标。对于邓小平始终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学者费正清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历史观念角度认为其是一种“民族共产主义”，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属性是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态。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也使用了费正清“民族共产主义”概念，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意味着，它是过去被称作‘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独立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解释和创造，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来采取特定的形式”，“中国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也不能俯仰别人的鼻息。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别人无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体系指手画脚”^[72]。美国学者戴维·W.张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的由来是至少3000年的中国政治传统，“当代中国的改革似乎也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价值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西方的价值观，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则只是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这个事实也许是邓小平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在经历了按苏联模式创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邓小平不得不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发展一个现代化国家。例如政治灌输和策略选择，并没有真正地改革传统价值观的本质”^[73]。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影响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自觉适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调整自己并创造性地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它一方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敢于向世界开放，借鉴世界文明成果而改革自己的胸怀和眼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本土文化的创造力。这是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给予我们的启示。

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曾提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74]这一观点不无启迪。经过江泽民、胡锦涛的传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力、生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作为历史的接力者，习近平所面对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环境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现代化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被打断的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面临着被颠覆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不要传统，怎样坚持传统，考验的不仅仅是耐心，更是政治智慧。对此，习近平给予了清晰的回答：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二，必须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75]“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77]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历史地看，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探索、开辟、拓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给予了高度关注，都强调中国道路的开辟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就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而言，习近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习近平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渊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和本，同时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78]“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79]对此，美国学者熊玠在《习近平时代》指出，对于传统文化，他并未止步于在文化态度上的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都将传统文化当作“根”和“魂”。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道路的开辟，还是中国的拓展，都必须尊重中国传统文化，都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挽救了近代中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样走向没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把一个贫困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我们认识中国道路、拓展中国道路，需要文化的眼光，需要历史的视野，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去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难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至今仍然没有去除完毕，仍在以不同的变种和方式腐蚀着人们的头脑，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只有立足这一实际，看到这一实情，才能真正地理解现代化，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

【注释】

[1]［苏联］B·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一生》，张德广、杨家荣等译，北京出版社，1982，第174—176页。

[2]《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44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5—756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9页。

[5]《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6—1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2页。

[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7页。

[10]《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18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561页。

[12]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06页。

[13]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9—2000》，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401页。

[14]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第240—241页。

[15]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第150—151，26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5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1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序言第1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417页。

[21]［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59页。

[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页。

[2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0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4页。

[25]［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7页。

[27]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10页。

[28]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第4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页。

[3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342—344页。

[31]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第23页。

[32]［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339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534页。

[34]［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97页。

[35]［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73页。

[3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4—203页。

[3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9页。

[38]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第226页。

[39]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73页。

[4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33页。

[41]［美］阿里夫·德里克、［美］保罗·希利、［澳］尼克·奈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5，第60页。

[42]指党和国家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以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笔者注。

[4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4页。

[4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4页。

[45]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第171页。

[46]［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7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8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4—55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37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3—224页。

[5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4页。

[5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6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43页。

[5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页。

[5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6页。

[6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90页。

[6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页。

[62]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89页。

[6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1页。

[6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66]［法］托尼·安德烈阿尼：《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顾锦屏摘译，《国外理论动态》1998第10期。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9—290页。

[6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78页。

[6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7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7页。

[7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72]［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73]［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第13页。

[7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4页。

[75]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76]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77]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78]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79]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