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传统国家观所包含的王权观、王朝观及其治世观，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观的“显学逻辑”，鲜有与现代民族国家观相通的内在思想要素。如果我们超越上层统治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维度，进一步全面、完整地考察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国家观思想，就会发现上述显学逻辑还掩盖、隐去了一条超越王朝更替时空界限的“大历史”主线——关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延续与发展的观念。由于后者被传统国家观遮蔽，所以探讨传统国家观的政治取向，只能更多集中于其显学逻辑问题阈内，并对比上述被遮蔽的大历史主线，深入理解和把握传统国家观及其基本立场。
（一）“事实中国”的存在：传统国家观的“隐性内涵”
作为一种深层民族心理积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延续发展宛如由古及今、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灌注于中华民族血脉，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存在。它时隐时现地出现于大传统文化谱系即经史子籍和文人政论中，渗透于民间小传统文化谱系即传说、习俗和心理倾向中，成为一种未见自觉的“祖国—中国”意识。这种意识作为传统国家观的“隐性内涵”，虽然被压抑和遮蔽着，但却始终与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关联，并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复兴运动中被全面唤醒，从而与建立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联系起来。
虽然“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48]，但它兼有地域、政治、文化和民族等含义，是一个连续而有中华民族“祖国”意蕴的共同体，沿用至今，成为中国人关注国家与民族整体的深层自我意识。因此，“数千年来，朝代更递（迭），各以朝名冠称国名，而‘中国’之通称，迄未为国人忘怀，且为最广泛，最浅显，最常见之中国人自号之名词”[49]。由此，某姓王朝旋兴旋灭，但中国却没有结束。从“民族中国”来看，华夏族（汉族）历经“秦人”“汉人”“唐人”等曲折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形成了“华夏一体”的共同体认，即“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意识。它也同所谓“正统”观念联系在一起。《尔雅·释言》云：“殷、齐，中也。”殷、齐都在强调自身所居天下中心的地位。“商邑翼翼，四方之极。”[50]此即《韩非子·扬权》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原来，中国就是前述王朝天下体系之中心，本身就意味着正统，意味着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如此，“‘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对超越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追求的意识”[51]。
但也必须看到，这一“中国”并没有成为中国传统国家表述的主流，没有明确地反映到各朝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中，在老百姓头脑中也是淡薄和混乱的。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历史、地缘的独特性，以及人们地理知识的贫乏与观念的保守。人们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5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1890年，梁启超在上海“从坊间购得《派环考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53]。陈独秀直到1902年才知道世界有“万国”并以国家为单位，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国[54]。另一方面，还在于古代中国“以天下而兼国家”，“从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放大以成伦理社会……像在西洋那样国民对国家观念之强调，中国亦没有”[55]。古儒的伦理意向表明，与家和国比，天下与其说是更大的实体，不如说是一套更具根本性的秩序和价值。“有亡国有亡天下”[56]之分，意味着国（朝）可以亡，但不能想象天下之亡。然而，由于每个王朝都把自己与天下秩序和价值捆在一起，由天下可能生发出的祖国和中国观念即被堵死，化约为某姓王朝的江山社稷。为保卫国家而死，转化成“‘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57]。中国（祖国）不仅没有被定为国名（国体），而且被掩盖起来，“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58]祖国层面上的国家认同，“只是一种在论证现存王朝的历史合法性时连带产生的带从属性质的意识。国家认同的核心……还是王朝认同”[59]。所以，“事实中国”只能成为传统国家观的“隐性内涵”，并不代表王朝政治实践的主旨，也不直接反映其根本政治取向。
（二）“江山社稷”的安全：传统国家观的显性政治取向
突出关照某姓“家天下”或“江山社稷”安危，是中国传统国家观的显性政治取向。这一取向，集中表现为王朝在处理“家”——老百姓的家与“国”——君主专制王朝之关系、“家国”——某姓朝廷政权与“祖国”——中华民族生息共同体之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意向。
首先，“家国”高于“祖国”。“中国这一名词的涵（含）义就是祖国。”[60]如果说事实中国是传统国家观的隐性内涵，那么，祖国也必然淹没在某姓王朝天下的迷雾中。虽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61]，但建构“家—国”关系的权力却操控在统治者手里。他们建构的家国关系，抛离了老百姓的家与国之关联，家国一体不是万姓之家与国一体，而是君国一体。一姓家国高居于万姓家国之上，视国为（帝王）自家之产业，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祖国，更不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由此，传统国家观的显在政治取向必然是“家国”高于“祖国”，朝廷高于中华。如果说，有谁因为谋国利而损君利倒了霉，那只是因为他没搞清家国高于祖国的秘密。王者家国（家天下）在上，要求人们效忠和保卫；人民家国（祖国）在下，可以忽略，必要时甚至可以出卖。如此说来，“保家国”必定高于“保祖国”。当家天下与祖国利益边界一致时，保家国就是保祖国；不一致时，便宁可出卖祖国，也要保全家天下。戊戌变法时期，文悌等保守派诋毁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62]，这正是变法被绞杀的思想根源。它暴露的就是王朝天下的最大秘密：家国以家族权势和私人权势扩展为核心，其他都只是招牌而已。正所谓“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63]。
其次，“爱国”即是“忠君”。由于家国高于祖国，报国、爱国的内涵必然颠倒成忠于君主、报效朝廷。“言爱国家犹言爱君主耳。”[64]故“古代‘忠于君即忠于国’”[65]。这就是传统国家观视野下的“忠君—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它体现为不同层次的道德目标：一是尽忠，效忠君主个人；二是爱社稷，拱卫某姓家天下；三是像爱子女那样爱人民，“作民父母”，“若保赤子”[66]。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矛盾。因为，传统国家观将基于民间伦理的父子、夫妇关系，与基于后天的君臣、君民关系按照同一原则置于同一道德律令之下，照此推论，爱国当然就是爱君主、爱朝廷。但是，就学理而言，由爱国到爱君，却存在着巨大“逻辑距离”——老百姓爱的家园何以置换成君主之家天下？他们爱的国（祖国）又何以置换成帝王之家国？同时，就历史真实而言，这个逻辑距离所反映的，正是老百姓与朝廷在权益上并非完全一致，家国关系存在着内在“权益断裂”。家天下不完全是大众的祖国，它与老百姓的家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国之衰亡只是更换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君与国作为自身利益代表热爱和捍卫的“逻辑—心理”必然[67]。这条“逻辑—权益”鸿沟是传统国家观、传统爱国主义无法逾越的！
人们常讲传统文化有巨大凝聚力，又有讲中国人在精神上一盘散沙。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这正是传统国家观形式统一与实质不统一在民族精神上的反映。它使中国人的精神旅途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在家的细胞中消散，远未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因此，凛具以忠君为表征的爱国精神者，实际也只能是少数仁人君子的事情[68]。正源于此，传统社会惰性由内而外逐渐迸现。尽管出现过几代兴盛，如汉唐与明清初期，也出现过一些真志士，如岳飞、文天祥等，但最终无力扭转衰势，王朝家国在兴亡更替中不可逆转地走向封闭和衰落，“人虽众”而“国常亡”。每临旧朝覆亡，面对新统治者，那些标榜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也不再像先前那样顾及道德廉耻，伏首迎款，令时人感慨为“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69]。所谓“汉贼不两立”只为维护“前朝道统”，新统治者只要接受前朝道统，就不再是“贼”，也不再“不两立”，又可以同流，形成传统中国特有的“曲线救国论”与“汉奸发生学”[70]。
（三）“忠君爱国”的悲歌：传统国家观的嬗变及其终结
当君主集权郡县制国家处于上升阶段，维系它的政治文化格局特别是国家观无疑保持着某种开放性和进取性。虽然其显性政治取向已如前述，但统治者基本上能恰当处理天下家国关系，在确保家天下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内外、文武并举，推进上古以来多民族共同体的繁荣发展；其王朝治世观强有力的政治操作功能，充分释放了传统国家观的正效应。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演进，其负面因素日益显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71]
从国家观发展看，理学自宋代成为儒学正统。这一政治哲学讲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讲诚意、正心、修身的伦理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用认识论推演纲常名教，以通达政治目的；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讲子孝、妇从、民顺、忠君，明确了王朝治世的伦理指向及其组织原则；讲“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讲“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72]，“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高扬一姓家国的神圣性，泯灭人民的个性追求和民族的内在活力。宋元明清每朝开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抬高理学地位，扼杀思想异端、家族忤逆和政治反叛，使传统国家观的消极性暴露无遗。当传统国家观达到了对现实社会环境完满适应时，其治世潜能也发挥到了极限，剩下的只是日趋稳定的“同质化”循环。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明两朝后期反复出现，但中国最终没能依靠内在的力量实现异质性飞跃，走出千年旧制轨迹。文艺复兴以降，“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73]，迅速脱离传统轨道跃上近代文明的制高点，而中国却一潭死水，长夜无歌。
如前，传统爱国主义是与忠君相联系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74]大传统典籍文化的政治取向，就是试图渗染小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自然地把“孝亲—忠君—爱国”三者联系起来，以忠君为内核制造千百年臣下“忠”与“奸”的价值标准。但是，当老百姓的家与君主的国没有形成“命运共同体”时，他们的“家之爱”未必因统治者的提倡而上升为“国之爱”即忠君—爱国主义。当国破未必家亡时，人民的“爱”之精神与捍卫君与国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只有在外来侵略使整个民族陷入深重灾难、面临国破家亡时，人民大众才会重新集结在传统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焕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和保家卫国的激情。近代中国展现出来的传统爱国主义，正是源于西方列强入侵带来的国破家亡危机。由于传统农耕经济长期超常发展并严重隔离于商品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几千年一直没有本质的跃升，使其在1840年以后，在西方强势商品经济的挤压下迅速解体。传统农业不仅不能面对新的形势，而且丧失了维持再生产的起码条件。经济、民生的异常窘迫，军事、政治的严重危机，明确无误地发出国破家亡警讯，由此使传统爱国主义经由“宗教的、王朝的”或“民族的形式”迸发出来[75]。其中包括皇室的爱国主义，清军将士的军事爱国主义，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维新派的士大夫爱国主义，三元里抗英、义和团宗教自杀式“扶清灭洋”等大众爱国主义。无疑，这种爱国主义背负着维护王朝旧制的历史包袱，但即便如此，一旦它超出一定限度，危及王政既得利益，统治者便立刻改变初衷，基于家国与祖国在安全利益（老百姓与家天下利益牵连）上的可分离性，全面扼杀——甚至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76]的方式扼杀旨在“忠君保国”的爱国主义，使家国关系的内在断裂暴露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们仿佛穿越两千多年时光看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77]的忠魂颂，总是以苏武塞北牧羊不得归故、岳飞精忠报国而死于国、文天祥高歌正气却忧愤过零丁洋等“奇异悲歌”的方式终场！这种浸透着君国一体意向的传统爱国主义，拖着长长的血泊延续于整个近代，以无以复加的悖谬，呈现出“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78]。
事实表明，在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框架下，即便人们无论怎样“爱国”，怎样高度重视国家的发展，怎样高扬“爱国精神”，只要他们尚未摆脱传统国家观、忠君—爱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就仍然跳不出上述历史悲剧。虽然曾国藩以理学（名教）治军、用兵，挽狂澜于既倒，镇压太平天国，使大清再延40年，但是，这只是千年帝制的“回光返照”，无法扭转浩浩荡荡的时代大势。八旗、湘军以至练军，在镇压农民起义（“安内”）方面可能得心应手，而一旦与以近代工业文明为后盾的西方列强作战（“攘外”）则一触即溃。从1840年起，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军事较量中，清廷无以保国，也无以保家。尽管皇室与士大夫们费尽心力，试图从“器物引进”（洋务运动）到“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挽回颓势，却仍然无济于事，他们已无法遏止由军事失败所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米诺骨牌效应”[79]。四面受敌，危机全面爆发，藩属体系彻底瓦解，列强从四面八方瓜分中国，国内民穷财尽，动乱和起义此起彼伏……一切都表明，辉煌已成历史，王政已成低谷，传统国家观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空前碎片化，专制政治经济架构及其主导意识形态——儒家大传统文化正在瓦解。在解决民族摆脱危亡的时代课题面前，传统国家观、儒学治世观完全失效。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传统爱国主义以及支撑它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国家观，在总体上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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