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的现代性危机和重构

近代以降，中国天人关系问题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生存的环境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崛起后的强势入侵导致了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中华文化最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命题自然要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应对外部挑战过程中的一种适应，但这种适应却是能动的，可以将传统天人关系命题推向全新的境界。

（一）传统天人关系面临的现代性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对天人关系的重视源于维护农耕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农耕文明是一种自然型文明。一方面，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环境，要依天吃饭。中国人的祖先仔细地观察着天地自然的发展变化，总结其规律，服务于农业生产。中国在天文学和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长期在世界遥遥领先。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任何一次动荡和战乱都会打断农业生产的周期，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人要通过端正自我的内心而处理好与自我的关系。通过处理好与自我的关系而进一步处理好与家族的关系。通过处理好与家族的关系而进一步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好与天下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范畴为道，正是这种人生社会智慧的体现。道意味着一定的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处理现实的各种关系，是为了整体的和谐。这有着遵从整体规律的内在要求。而这种以道为皈依的文化在西方文明强势入侵的过程中却面临着现代性的危机。要了解产生这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首先要理解它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回应的是怎样的一种挑战。

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原初是近代西方文明入侵而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截然两存的文明形态。欧洲在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千年”后，开始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方面，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数量巨大的流通货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在文化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人视野的开阔。印刷术从中国的传入，促进了教育的普及。文艺复兴后，西方世界代表个人的自由主义盛行。在政治方面，经济与文化的改变推动了过去中世纪基督教和封建领主的二元统治体系，无论是前期的开明专制还是后期的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其实都代表了资本发展扩张的需求。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中国被强行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自中英鸦片战争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等军事手段打开了中华古国的大门。列强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而留给中国的却是百年的动荡和无尽的苦难。在近代中国被一步步改造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中国的天人关系面对着严重的现代性危机。

这种危机是一种生存性危机。只有生存性的危机，才可以改变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以天道来规范人道，以人道来回应天道，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着眼整体，追求和谐，统筹宏观，是中华传统文化展开的逻辑起点，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智慧。在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下，中华民族祖先建构起了一整套核心的价值、礼仪规范和物质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生存的方式。经过数千年悠久岁月的检验，这种文化被证明是一种具有超强生命力和适应性的生存方式。许许多多曾和中华文明共生的文明体都消亡了，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崛起后，中华文化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危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以竞争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在经济上，通过竞争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在政治上，通过竞争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议制表达。在文化上，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每个人都应该是不同的，都应该是最强大，都应该是能够拯救世界的“超人”。这种文明在实现物质文明和科技力量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性。因为竞争就是一种博弈，博弈必然带来冲突，直至战争。这是一种与追求和谐和稳定的中华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而当两种文明相遇时，追求和谐的文化又不能战胜追求竞争的文化，于是产生了中华文化面临生存性的危机。天人关系这一中华文化的核心命题也被不断削弱。

在近代西方文明里，合法性的依据本根在于力量。谁有力量谁就可以制定规则，谁有力量谁就可以占有市场，谁有力量谁就可以成为英雄，谁有力量谁就可以赢得更多的选票。这种以力量作为合法性依据的价值标准不断否定传统天人关系以天道作为合法性依据的价值标准。

在近代西方文明里，秩序产生的方式是建立在博弈基础之上的契约。契约秩序是一种动态性的秩序，建立在多方反复博弈的基础之上。而中华传统文明产生秩序的方式则是建立在天道基础之上的人道。而人道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性的伦理关系。比如说尊老爱幼，按照年龄这一绝不会发生改变的划分标准赋予人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近代西方文明的秩序观否定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秩序观念。

在近代西方文明里，追求的是自由和个性。自由和平等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需要。而中华传统文明里，根据天道产生的人道秩序却更强调对整体和谐的服从。这是农耕生产的客观需要。以自由和个性为主的价值观念否定传统文化中以整体和集体为主的价值观念。

（二）天人关系的现代重构

为了应对近代西方文明入侵而产生的生存危机，中华文明进行了整体性转向。可是我们将西方文明的种种文化概念移入我们的文明体系之中时，却发现近代西方文明带来的不尽是美好，还有种种的困境和难题。在博弈性的生存状态里，战争的对抗越来越暴烈，以至于人类创造的武器已经能够毁灭地球上百次。在所谓的自由的名义下，生活中的人们却是一种快感消费式的生存状态。人们依赖快感文化所刺激的欲望来体验自身的存在。而这种体验过后，却是无尽的空虚和对更强烈欲望的渴求感。近代西方文明倡导平等，但是却以财富为标准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平等。人们以豪车、名表、游艇、豪宅来区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差异。这种差异好像杠杆一样，成倍放大了人对利益的追逐。人陷入了物化的窘境。

中国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9]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追求是中华民族无数代人智慧积淀的结晶，蕴含着无穷的生存智慧并具有宽广的包容性。这种智慧的魅力历久弥新，值得我们求索继承。正如基辛格所言：“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40]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文明的前进总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近代，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入侵，我们转化了话语范式，解构了传统的天人关系。今天，为了解决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我们却要重构天人关系，以促进文明进步。

第一，发挥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信仰是现实苦难的倒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西方政治学巨擘塞缪尔·E.芬纳在其著作《统治史》中曾感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全民信教传统，但是有着自身独特的信仰体系。最让人惊奇的是，为了坚守这样的信仰，人们可以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中国古人的信仰系统，是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下展开的。他们不求来世，只求今生的坚持与守护。他们愿意将短暂的生命投入到社会不朽的事业之中，而成为永恒。这种信仰追求集中体现于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在大同理想中，信仰之地不在遥远的天国，而就在平凡的尘世，就在尘世间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敬里，在尘世间的公道中。所谓的公道，是遵从天道下的人道笃行。中国古代的这种大同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有许许多多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将信仰的目标设在人世而非天堂，将信仰的追求设定为人的幸福，将信仰视为一种不懈前行的道路，而非既成的结果。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根本追求上的一致性和契合性成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依据。我们要充分发掘中国天道人道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资源，运用中国话语，挖掘历史依据，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文化基础。

第二，发挥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中华祖先很早就得出人是一种趋利性存在的结论。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人如果只是在逐利中生活，就会产生社会的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41]对利益的过度强调会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互助，进而瓦解社会存在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所说的道正是一种疏导系统。这种疏导系统要通过“义利之辩”，建构价值系统，进而合理地引导人逐利的欲望。近代中国被迫卷入现代文明体系之后，文化也开始转向现代话语范式。五四运动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杆大旗，对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进行了批判。其实民主和科学只是在工具层面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方法。用方法打倒了价值，却又没有找到新的价值体系来代替，带来了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以资源的自由流通和配置的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根基，其实也是为人更好地生活提供的一种基础性方法。但是，现代社会中一部分人却越来越将方法当成了目的，中介当成了目标，用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今。将不停变化的利益作为追逐的根本目的，带来现代社会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对立和紧张关系。社会越富裕，个人越孤独。社会越发展，矛盾越剧烈。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霍妮等一大批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我们重拾天人关系问题，其实就是在马克思真理体系的指引下，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古老智慧，根据现实情况对价值体系重构建设，以解决现代人生存面对的窘境和难题。

第三，发挥在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民族的才是有特色的。只有具有特色的才是可以交流对话的。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在天人关系框架下展开的和平交往理念，是我们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的“名片”。天人合一价值理念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分民族、信仰都应该互敬、互爱、和平相处。这正是解决当前世界和平问题最需要珍视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价值理念得到了世界人民的高度重视与认可。在美国科幻片《降临》中，外星人来到地球传授给我们可以拯救未来的语言体系是一种水墨画式的圆。1988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向全人类倡议：“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急需挖掘传统天人关系的优秀宝贵资源，并根据现实社会发展面对的实际问题进行整理阐述发扬。这将是中华民族给世界的一份伟大贡献。　

【注释】

[1]［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国书店，2011，第278页。

[2]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12页。

[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348页。

[4]［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23页。

[5]［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43页。

[6]［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17页。

[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62页。

[8]《荀子》，中华书局，2016，第115页。

[9]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6，第225页。

[10]［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348页。

[11]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第84页。

[1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16，第17页。

[13]［西汉］刘向编，刘建生主编《管子精解》，海潮出版社，2012，第237页。

[14]［西汉］刘向编，刘建生主编《管子精解》，海潮出版社，2012，第335页。

[1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984页。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83页。

[17]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第1页。

[18]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第1页。

[19]［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国书店，2011，第1226页。

[20]《孟子》，中华书局，2010，第163页。

[21]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第152页。

[22]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0，第271页。

[23]刘继华译注：《墨子选译》（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1，第41页。

[24]刘继华译注：《墨子选译》（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1，第41页。

[25]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3页。

[26]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246页。

[27]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243页。

[28]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286页。

[29]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275页。

[30]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第464页。

[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第438页。

[3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237页。

[33]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第30页。

[34]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第166页。

[3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第292页。

[3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第296页。

[3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31页。

[38]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0，第288页。

[39]［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381页。

[40]［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序V。

[41]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