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反思与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改铸和重构，整合为国家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资源。如果我们在这项工作上不能取得突破，那么，它就必将一再地成为推进社会变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大文化阻滞力。要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清理沉睡的传统精神资源，整合传统文化中自由、民主、科学等因素，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掘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精神文化资源。

（一）文化整合路径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整合传统文化，就是在对其思想要素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把它们改造成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文化成分，从而把它们吸收、融入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纵观人类历史，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并非只存在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形态并存，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各种传统文化形态，与主文化共同存在，既有交流、对话与融合，也有摩擦、排斥与冲突，它们相互影响，彼此消长^[1]。多姿多彩的“传统—现代”文化形态，在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文化差异导致文化博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博弈，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儒家文化与主文化的博弈等，“必然要求文化整合”^[2]。

文化整合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古今中外，任何统治阶级都想通过自己认可的主文化，整合其他社会文化，为维护自身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和有利的文化氛围。但从历史上看，他们对社会文化的整合并不总是有效的：有的很成功，有的则很失败；有的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有利，有的则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很大危害。整合效果之所以不同，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统治阶级，或同一统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文化整合政策存在很大差别，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整合路径：

第一，“一元主导、多样互补”的文化整合路径。主要指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存在一种主文化，主文化牵引其他社会文化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这种整合路径在西方和中国都存在过。以欧洲为例，欧洲中世纪后期，宗教神学强行干预科学发展的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政教分离，科学理性得到张扬，传统基督教不得不进行改革。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反对信仰的权力化，加尔文宗提出了“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教义，这就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倡导在世俗职业中树立敬业、勤俭、诚实、守信等职业精神，把商业营利视为神圣事业，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3]。一般认为，宗教伦理属于价值理性，科学理论属于工具理性。宗教伦理近代以来的变化及其与科学“分立”，意味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开始分立，这对欧洲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眼于这种新型的文化互补关系，揭示了新教伦理对欧洲各种文化的整合作用，认为这是西方通达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第二，以主文化“同化、兼并”其他文化的整合路径。主要指用一种主文化即主导意识形态完全同化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价值尺度。历史表明，互补型文化整合路径不论对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还是对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都是有利的。但历史总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社会，由于受阶级和历史局限，由于人们的利益取向不同，不同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对文化发展的要求不同，因而对文化解释与操作的取向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主文化对亚文化的整合，在特定历史时期不一定走互补型整合道路，反而沿着同一化整合路径进行。与互补型整合路径相比，同化、兼并整合路径的最大特点，是只承认社会文化的一元性，否认文化形态多样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表现在文化政策上，必然是排斥文化差异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中世纪基督教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强行干预与限制，传统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想达成此种目的。汉魏以后，针对佛学的广泛传播，儒家士大夫掀起了多次“排佛”“灭佛”运动^[4]，却始终不能根除佛学影响。儒学自以为，本身在内容上是完满的，在逻辑上是自圆的，因而总试图以自身代替或同化其他文化，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儒化整合反而导致了儒学本身的蜕变。专制社会晚期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各种外来思潮的强力介入与冲击，原来支撑传统文化的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儒学日益丧失了自身的先进性和感召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从总体上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有调整好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整合的努力一直在阶级斗争旗帜下激烈地进行^[5]，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百花凋零的文化发展困局。

为什么在文化整合问题上，人们总是一再重蹈“同一化”“兼并式”整合的覆辙呢？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政者过于理想化地看待社会，幻想营造一种纯而又纯、无矛盾的社会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6]这种文化整合模式抑制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内伤，也会对整合国家现代化发展带来巨大危害。因此，走互补型整合道路，还是走同一化整合道路，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乃至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历史上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的启示是：⒈文化整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文化差异，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差异。一种有效的文化治理，其实质在于理顺文化关系，把各种有价值的文化整合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妥善解决多样并存格局下的文化问题，为国家发展、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积极的精神动力。⒉整合传统文化，并不能寄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的自然融合，而是要以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主动整合。就是采取各种合理的（主要文化本身的）方式，通过培植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取舍、改造，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局面，为国家现代化厚植文化资源。我们切不可一边总结前人的教训，一边重蹈他们的覆辙^[7]。

（二）传统文化资源的体系整合

体系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结晶。面对传统观念带来的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产生的问题，我们不应站在滞后、被动的地位，而应主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探索、建构中国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文化体系。

破解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问题，主要思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批判视角出发，从文化深层解构一切旧的文化体系及其存在形态，释放其优秀成分；二是从建构视角出发，建设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国学新体系，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新教伦理”。第六章在探讨当代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三个指向时，曾谈到符合这“三化”指向标准的当代中国文化大体有两个：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是直承传统文化又不是传统文化——超越了传统文化的近代以来的国学。还说，国学应当与马克思主义主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并在文化形态上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由于国学专门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所以它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必要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都可以发挥异质性扬弃与超越传统文化的功能，整合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引领学，但这并不排斥国学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掘。民族精神在近现代的伟大展现，是传统文化活性因子的具体再现，为国学进一步发掘与整合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的文化“大背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是主导的、显在的、动态的，那么，这种作为大背景的传统文化，其影响则具有相对潜在性、静态性，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而国学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在于，它直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目的是发掘这一大背景中蕴藏的有益于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并将其有时代价值的活性因子批判地纳入自己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影响作用虽然也是显在的，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辅助性的。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现代化，需要整合多方面的文化资源。一方面，要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一切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包括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积成果，自觉适应世界发展变革时代大势。另一方面，也要系统整理、批判、反思和提炼传统文化，厘清大传统文化、小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资源，即便传统文化那些“最感人的传统”“最灿烂的民族精神”，也需要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只有以一种富于现代理性的冷静与清醒，以面向现代化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才是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契合的“自觉文化”。这种自觉文化就包括国学。推进国家现代化，需要国学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推进国家现代化，需要建构多种文化体系或形态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合力”系统^[8]。这种“合力”系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作用于社会各领域的动力机制，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国学定位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新教伦理”的。

第二，国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如前，国学作为中国“新教伦理”，标明了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重要方向。但从实际看，近现代中国文化整合的发展趋向表现在国学领域，除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有突出建树外，直到今天尚无根本性的进展。国学的定位，主要是针对当代中国文化热中一种流行的误解，即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9]。其实不是，如果这样理解，相对于传统文化，国学就多余了。它恰恰应理解成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改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0]这是当年熊十力提“新唯识学”、冯友兰提“新理学”、贺麟提“新心学”、金岳霖提“道论”、钱穆提“新国学”，也是张岱年、侯外庐等梳理中国哲学史料的重要宗旨。这种国学视野并不是今天北京数十名博士生联名抵制洋节的视野，也不是教小孩子读四书五经，主张恢复私塾教育的视野^[11]。

因此，国学不应理解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一切传统旧学，国学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它应合理地理解为反思、整合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体系中那些积极思想成分的近现代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直接产物，是中国人的“新教伦理”。欧洲新教伦理来源于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变革，得益于15世纪文艺复兴、16—17世纪宗教改革——这两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推动。文艺复兴孕育的人文主义即自由、人权、人性、理性等观念，催动了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人文主义、新教伦理，又与18世纪启蒙学者提出的经济自由竞争、政治分权制衡、主权在民等新观念融为一体，基本上勾勒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全貌。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18世纪启蒙运动，实质上是持续四百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整合与改造过程。这种文化整合对西欧近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规范、引导和促进作用^[12]。中国也应当有源于自身传统又超越这一传统的“新教伦理”，它是使中国避免导向复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盲目排外）的重要文化选择。

（三）传统文化资源的要素整合

如前，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传统文化，作为历史遗存的既成现实，反映在文化结果或形态上，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复杂历史混合体。这种情况反映在其思想要素上，主要表现在该文化体系内部的不同思想要素之间，或同一种思想要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存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如儒学体系内部的“民本”，《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谓传统政治文化最积极的亮点之一。孟子在战乱年代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4]这些思想使先秦儒学成为颇具影响力、号召力的学说。但是，同是孟子，又明确肯定王道等级秩序；同是荀子，又明确主张“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即“民水君舟说”^[15]。如果说，前者是“民贵君轻”，那后者的潜台词则是“民轻君贵”；前者属于政治理想主义，含有批判现实君主政治的价值意向，后者则属于现实功利主义政治权术。由汉至清，统治者之所以主要宣传民水君舟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质上与董仲舒提出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16]方案宗旨完全一致，只不过董仲舒屈民而伸君表达的专制意向更加露骨罢了。这说明，“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社会、在儒学体系内部基本上是被规约、窒息的，因而越到后来越向专制靠拢，与王权全面合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不断倒退。因此，传统文化虽然包含一些优秀进步的因素，但即便是这些优秀进步的因素，也是一体两面的，在当时是与封建专制话语体系相契合的。

可见，儒学体系是复杂的，其积极思想成分与消极思想成分具有一体性。它们都在矛盾中展开，有进步性也有保守性。一是两个要素“阴阳相随”。讲民本有君本跟着，讲天人合一有天王合一跟着，讲礼、和谐有“分”（等级）跟着等。每一对组合中，前者与后者相互定义，纠缠在一起。在结构中，阴阳比重不同，如民本和君本，君本为主，民本为次^[17]。二是一个要素“正反两面”。如维护王政秩序，同时又提出从道不从君，甚至主张以有道伐无道，发动“汤武革命”。“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8]这些被当代学者歌颂为“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19]，但事实却是，这种“对王权的批判、反抗”针对的并不是整个王权体制，而只是某个君王。在几千年王政之下，“道”不是从前王出，就是从后王出；“革命”只是革前朝之命，王制更替而已。同样，传统大一统天下理念，既蕴含着追求统一、多民族共处等民族心理，也形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重中国，贱蛮夷”^[20]的王朝优越感；既遮蔽着“事实中国”理念，也能批判地改造成“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的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共同体^[21]。因此，在儒学体系下，“道”“革命”“大一统”等思想要素，也是积极与消极一体两面——在此种情况下是积极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是消极的，必须具体分析。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中的不同思想要素或同一思想要素的不同方面进行批判性的整合，分清哪些思想成分是积极的，哪些又是消极的；在什么情况下是积极的，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消极的。从而使其积极思想成分从原来所属体系中剥离出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分析和再创造中批判地吸取到新的、更先进的现代思想文化中去。

改铸传统文化思想成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扬弃。没有批判性反思和扬弃，直接拿过来使用，就可能误入歧途。如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站在各自立场，用古代大同理想或井田制比附共产主义。孙中山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22]这种用传统文化某些成分比附马克思主义，并未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不能简单地穿凿附会，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毛泽东晚年试图参照“五斗米道”^[23]在中国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其大同理想，也犯了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也是当代新儒家常犯的错误。恩格斯指出：“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24]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对传统儒学特别是其国家观、安全观、生死观中思想要素的批判改造。刘泽华说：“时代不同，许多名词、概念虽然一样，但其内涵有了阶段性的改变。有人讲中国历来都是讲和谐的，而且是大和谐。但我说，古代说的和谐是等级贵贱金字塔式的和谐，现在讲的和谐，是宪法、平等、博弈和契约式的和谐。和谐这个词一样，内容大异。”^[25]这就是说，今天讲和谐，虽然这个词语取自儒学体系，但在理解上主要不应从儒学体系出发，甚至还要在批判君主专制和谐观基础上，把它纳入现代文化视野，从现代思想文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它。因此，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成分进行反思和整合，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全面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历史演变，及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具体历史和话语情境变化，把握这种情境下该理论体系的性质与取向，实事求是地展开思想文化批判。文化反思与批判，克服旧的思想糟粕，是发掘有时代价值、有助于时代发展进步有益思想成分的前提。

从发掘有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优秀思想资源角度讲，反思传统国家观视野下的国家意识、安全观视野下的国家力量发展、生死（价值）观视野下的国民精神状态等问题，其实际指向，最终要落实到通过文化整合突破传统文化在这些问题上的一系列“悖论”——“家国”与“祖国”、“忠君”与“爱国”、“王道”与“霸道”、“安内”与“攘外”、“尚战”与“尚和”、“文治”与“武功”，以及“德力”“义利”“道器”等悖论。只有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我们才能发掘出富有时代价值的文化资源，使之与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发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