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归根到底是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一切整合过程及其结果，都必须向现代化延伸。考察这个过程，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传统文化作用问题，揭示中国道路在其与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中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必经环节，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特别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发掘一切有益于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必须考虑传统文化的作用机制问题
文化整合必须考虑传统文化的作用机制问题。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融合、发展的自然状态，而是指以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整合过程。是采取各种不同方式，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有意识地选择、取舍、改造，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局面，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有效资源的过程。如何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与现代文明发展相契合，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前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机制、传统文化的认同机制。从整合传统文化资源角度讲，推进传统文化转型，实际上就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先进文化发展，有利于克服传统文化消极成分的文化认同制。换言之，就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延续与传承）机制和文化认同机制。
在社会转型、文化转换中，既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又要清除传统文化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从文化发展机制上说，要通过文化整合“保存”优秀文化成分。一是保留与现代化没有冲突的传统文化，如与现代化没有冲突或冲突不大的岁时礼仪、人生礼仪、年节风俗及各种祭祀仪式等[36]；二是弘扬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优秀伦理道德和风尚；三是要激活传统人文精神，就是那些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理性升华，那些对价值理想的执着追求，那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精粹与时代精神，那些能够昭示时代责任感普遍苏醒的最感人的民族传统[37]。同时，也要通过机制创建，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一是克服传统“嫁接式”改革理念。嫁接式改革理念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理念，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早上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叫老百姓看见是民权，叫祖宗看见是忠孝”等[38]。“嫁接式”改革理念，从理论上为中国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特有空间，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有一定推进作用。但是，它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是狭窄的，缺乏应有的宽松度，因而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克服“嫁接式”改革理念，必须确立改革彻底性和全面性理念。二是摒弃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潜规则”。通过考察传统文化，会发现一系列潜藏于其中的潜规则，如所谓“儒术三原则”，即抑制竞争原则，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等行为模式；血统原则，“君权”“父权”“宗亲”，衍生出“关系网”“人情网”及其他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子、排场原则，在人前做门面，背地里讲实际，使人变得虚伪，公众场合不说实话，养成形式主义等恶习。消解潜规则，要求确立“显制度”的权威。重大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39]。实现国家现代化，应高度重视并主动推进制度现代化目标。三是克服现代化发展中的思维定式。文化不仅是物质形态（广义的）或精神形态（狭义的），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思维模式；不仅有外显表层结构，也有无形深层结构，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近现代科学和民主文化的洗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性文化模式仍然顽固不化地存在着，以传统、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仍然是影响现代化的重要文化模式之一。因此，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必须从克服传统思维定式入手。
从文化认同机制上说，要通过文化整合，发挥传统文化认同机制推进现代化的正向作用，形成人们对优秀文化的共同指向与选择。文化认同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或民族有多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认同，推进现代化也是如此。在传统文化认同机制作用下，不论是人，还是社会，必然趋向于建构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体系。这种价值导向体系直接作用于国家建设，推进或抑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从其正面作用来说，建构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价值导向体系，是建构新型社会文化整合机制的重要途径”[40]。文化整合的目的，不仅要协调个体间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通过建立社会价值导向系统来对个体价值取向进行深层整合，使其与现代化形成正向关联。因此，要从完善和发展现代国家观、现代安全观、现代发展观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入手，通过文化认同机制，更新社会大众关于现代化发展的朴素观念，进而在吐故纳新中使它们获得新生命，实现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与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相契合，有效整合一切有利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资源。
（二）建构传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正向关联
中国要发展进步，要实现现代化，固然要吸收当代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也必须批判地摒弃、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改造传统文化的重要和紧迫性，就在于传统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以先进文化扬弃和改造传统文化，推进其向现代文化全面转型，从根本上克服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建构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多重正向关联机制。
一方面，要克服文化保守主义，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克服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对民族传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与时俱进地发展，最有效的继承是坚持不懈地创新。没有发展创新，民族文化就没有生命力和现代化。我国有卷帙浩繁、思想深邃的经典，有意境悠远、激情豪迈的辞章，有长城、运河、兵马俑，有京剧、昆曲、秦腔……这固然是我们的骄傲，但更多的是祖先的荣光。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前人肩膀上超越前人，创造出同样灿烂的当代中国文化，它们反而会令我们惭愧。
诚然，传统典籍中包含许多经过批判改造后，有助于推进现代化的观念。如义利统一、自尊自强、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以及“仁者爱人”“兼济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失序现象，起到很好的修治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我们今天面对的“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过去历史中的传统文化，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现代社会，并对现代化发挥着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对于这种传统文化，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批判地（如以“国学改造”方式）加以继承和弘扬。文化保守主义表面上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但却无视时代发展变化，任意拔高“古学”（如儒学）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地位，百般论证儒学可以指导现代经济，引领现代政治，铸造超凡的伦理道德，体现出明显的文化“复兴古学”立场，这无助于建构传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正向关联。文化是多样发展的，不仅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创新当然要重视传统，也可能是“返本开新”，但绝不是复兴古学。即便是返本开新，也离不开时代视野和世界眼光。因此，在坚守民族根基和优秀传统，大力弘扬同源文化的同时，必须从形式到内容克服文化保守主义，通过创新推进文化向现代转型。
另一方面，克服日常生活惰性的文化阻滞力，建构小传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正向关联。应当承认，从中国经济技术发展成就看，中国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判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指标是多方面的。在文化层面上也不应当局限在社会精英大传统显学层次上，还须在更深层关注人们社会心理和日常生活行为的现代化程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应当看到一个事实，即现代性在中国尚未形成一种“扎根”的状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了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小传统的“非现代性”，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影响着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和支持程度，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近代以来，当一系列新的异质性因素介入中国历史发展，使社会在总体上日趋突破传统框架时，面对新的历史变局，浸透着传统文化影响的民众日常生活——它将人与自然浑然连在一起的“天人合一”观念，它的“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它的“尊卑有序”、满足于等级架构既得利益安排的生存伦理，它的带有强烈人伦规范色彩的“纲常名教”，它的突出宗法干预的“伦理中心主义”，便显露出对现代公共生活的极大不适应，产生了对现代化的强烈抵抗。这种抵抗不仅存在于上层，即便在今天仍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反复的“传统反弹”。这种历史惯性，必然带来传统文化负效应的持续释放，前述那种持续对抗现代理性的、顽固不化的经验性文化模式，顽强地对抗社会法治的、无所不在的人情化模式，以及存在大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等这些传统文化负面因素，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虚假现代性，形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强大阻滞力。因此，必须着眼于传统文化的双重性，尤其是对大众生活层面的小传统文化进行总体性、系统性的反思、批判、改造和创新，以社会现代化为指归，维护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正在生长的新因素，形成日常生活小传统与现代化的正向关联，促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总之，整合传统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一是不能割裂国家现代化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特别要处理和解决好传统文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而推进国家全面建设。封建社会中后期特别是近代中国发展，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影响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二是不能单纯寄望于人的素质、管理、体制与技术中的某一单项问题的解决，而必须从它们的相互联动入手，综合促成国家现代化构成各要素的整体提高。封建社会中后期特别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教训，就在于把解决国家整体发展问题，寄希望于上述几项中的某一要素“单项突进”上。因此，必须摆脱传统发展理念的束缚，致力于从整体上扬弃、改造、创新传统文化，推动现代化的整体跃升。
（三）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和推进国家现代化
先进而富于时代活力和进取精神的社会文化，能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历史上那些充满非凡智慧的民族圣典，都是先进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与当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必须以先进文化整合传统文化，引领和推进国家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任何先进文化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近代以后传统文化转型，“五四”新文化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力图使中国文化取优补劣，实现新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大规模、持续性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国文化也经历了深层次、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突出表现在：一是在变革的主体选择上，显现了由崇拜型、盲从型向独立型、自主型的转变；二是在变革的发展视角上，显现了由封闭型、内倾型向开放型、外向型的转变；三是在变革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由僵化型、保守型向创造型、进取型的转变；四是在变革的发展形态上，出现了由单向度、单维型向多视角、多维型的转变；五是在变革的判断标准上，出现了由经验的、主观的判断向实践的、客观的判断的转变[41]。因此，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整合的重要结果，广泛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深刻影响，对中国现代化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表现为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的内在驱动：它广泛渗透于国家现代化发展诸要素中，影响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等发展；它不是时有时无、断续相间地，而是持续地贯通在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它的作用大小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整合文化资源必须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通过文化转型，增强全民现代化意识。如前所述，现代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现代化意识的强弱。现代化意识薄弱或落后，对现代化建设起着严重的钳制作用。对国家现代化支持程度，与文化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现代化，使人们在观念上先“现代化”起来，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二，通过发展先进文化，支撑国家现代化。浸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发挥着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科学方法论和价值观指导、凝聚民气和激励进取等功能[42]。一是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无论发展科技、调整体制结构、变更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素质，还是制定发展方针、规划发展进程，抑或创造现代化所需的各种条件，如经济发展、政治原则的确立及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都必须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二是科学方法论和价值观指导。国家发展需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用先进文化或落后文化指导发展，结果截然不同。文化落后必然抑制国家发展，导致发展扭曲和失败。当年，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使发展观念和实践仍然总体上停留于封建社会水平，严重抑制了国家发展变革的整体效能与进程。相反，以先进文化指导国家变革，可以从思想上引领国家变革发展方向，有力推动现代化。如中国春秋战国文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之所以能有效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文化都是当时的先进文化。三是凝聚民气和激励进取。价值观是文化体系的核心，包括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为了谁和依靠谁的根本原则，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一系列民族精神和价值规范，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中发挥着统一思想、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作用。今天，人们认识及实践的独立性、差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行为模式呈现多向度的发展态势。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国家发展、国家现代化，另一方面也给统一思想与行动，凝聚广大人民智慧及各方面力量，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就更需要强化精神力量的激励和支撑，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现代化中激发思想、鼓舞精神、牵引前进的作用[43]。
第三，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整体实力。“软实力”[44]是相对一国人口、资源和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而言的，涵盖范围广泛，如开放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正确的理论指导，外交决策能力，国民素质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其核心是由信仰、凝聚力、道德规范等构成的文化力，即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血脉，其形成和强固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转型，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时代价值。
中国有相当丰厚的文化软实力基础，不论是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还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传统和国际形象，抑或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都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集中表征。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指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即是说，它来自文化吸引力、国内政策亲和力、国际外交的合理化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威信等“软”因素，是大国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加强软实力建设[45]。但目前中国在综合国力中“软硬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与整体现代化要求有很大差距。一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资源，亟待充实和完善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意识、价值和感召力，以平衡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从长远看，缺乏富于进取性、竞争性的现代价值体系，对内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道德制高点。二是没有形成创新性的文化体制，从科学技术到大众文化，仍然主要是“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固然较为现实，但人才管理、资本市场、教育体制等创新机制滞后，势必制约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提升。相对于提高硬实力，提高软实力更不容易，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观念、体制等问题，需要很长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因此，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民族振兴的“硬课题”。如何从体制建构上发掘利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完善软实力资源组合与配备，增强国家整体实力，是中国推行和平发展战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有巨大的潜在影响。文化领域是最忌保守，又最易保守的领域。人们往往习惯于以昨天的经验来准备明天的发展。然而，越是现代社会，越经不起试验的失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对过去与现在、本国与外国的历史进行研究梳理，多从中探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透视未来的运动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与现代化发展相契合的先进文化，才是现代化的推动力。现代化呼唤文化现代化。而文化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在传统文化转型中，自觉追随时代进步的变革与进取意识。人们只有在思想意识上先“现代化”起来，才能为走出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打牢思想基础。
【注释】
[1]夏兴有、郭凤海：《当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载侯树栋主编《实践的呼唤与理论的回声——当代重大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奎清：《文化博弈与文化整合》，《长白学刊》2005年第5期。
[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41页。
[4]李承贵等：《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再认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5]袁阳：《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社会负功能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1页。
[7]郭凤海、刘建：《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主文化整合亚文化的必由之路》，《理论探讨》2009年第5期。
[8]袁阳：《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与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5期。
[9]李存山：《国学的价值评估与文化的辩证法》，《光明日报》2010年1月25日。
[10]《诗经·大雅·文王》。
[11]许总：《“国学”的定位与文化选择的“度”》，《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
[12]黄光耀：《论现代化准备期英国社会精神观念的变革》，《学海》2003年第1期。董小燕：《近代西欧观念变革与现代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3]《孟子·尽心下》。
[14]《荀子·大略》。
[15]《四部丛刊·孔子家语·卷第一》，又见《荀子·王制》。
[16]《春秋繁露·玉杯》。
[17]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
[18]《孟子·离娄下》。
[19]梁涛：《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
[20]《论语·八佾》，载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第1页。
[2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第507页。
[23]东汉的五斗米道，凡入会者缴米五斗，贫困会众可从中获得一定救济，即是一种教缘性质的互助行为。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0页。
[25]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
[26]王小红：《东亚现代化中的文化因素新探》，《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
[27]张昭君等：《社会进步的谋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85页。
[28]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4版，第481页。
[29]周运清：《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5期。
[30]《孟子·离娄上》。鲁迅也指出：“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619页）
[31]《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620页。
[32]张福贵：《深度现代化：鲁迅文化选择的人类性和时代性尺度》，《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
[33]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95—96页。
[34]王春生：《论政治观念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35]肖倩：《国家观念建设问题初探》，《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6]陈蓬：《东西文化是互补的——访汉城国立大学教授金光亿》，《光明日报》1999年11月9日。
[37]彭彦华：《探赜中华文化走向的脉络——兼驳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38]许苏民：《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江淮论坛》1989年第3期。
[3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22页。
[40]庞玉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41]刘宁：《时代呼唤变革条件下的观念更新——改革开放20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前进论坛》1998年第9期。
[42]肖冬松：《新军事变革的文化分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第178—196页。
[43]关于先进文化对军事现代化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科学方法论和价值观指导、凝聚士气和激励进取功能，见肖冬松：《新军事变革的文化分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第178—196页；肖冬松：《试析文化在冷兵器军事变革中的作用及特点》，《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肖冬松、李青：《试析文化对军事理论创新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3期。
[44]［美］约瑟夫·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外交》2003年第7／8期（英文）。
[45]李中华：《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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