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的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在广州越秀山上主持修建了一座五层的望楼，起初就叫五层楼。据清代诗人屈大均说，朱亮祖的用意是“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而不是后来的镇海的意思。中央王朝与地方搞独立王国的矛盾，自古皆然。但广州人并没有把五层楼看做是中央权威的象征，到明成化年间重建被火烧毁的五层楼时，张岳就把它题名为“镇海楼”，寓雄镇海疆之意。
今天的广州人还是喜欢把越秀山镇海楼称作五层楼。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羊城晚报》每日有一个小专栏叫“五层楼下”。古往今来，广州的建筑物，只有五层楼可以作为广州城的象征。从明初到现在，五层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今天到此登临的人上到第五层，就会看到本书开头所引的那副楹联。
明镇海楼，也称五层楼。
清末丘逢甲有《镇海楼》诗两首：丘逢甲保卫台湾兵败，渡海而来。他登临镇海楼，受楹联的触动很大，感时伤世，诗中翻用前人联句而又自抒怀抱。
独上层楼唱越风，尉佗城郭夕阳中。
九州南尽馀沧海，万里秋高作寓公。
旌节雄藩秦塞改，衣冠故国楚庭空。
倚栏欲写兴亡感，依旧江山霸气雄。
高踞仙城最上头，万方多难此登楼。
金汤空报筹边略，觞咏难消吊古愁。
绝岛风尘狮海暮，大江云气虎门秋。
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
其实，明代的广州也没有什么壮怀激烈的历史氛围。追溯到元代，元初的广州很快就恢复了经济生产，尤其注重海外贸易的发展。至元十六年（1279年），战争的尘埃甫定，元世祖就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东、杨庭璧从广州起程赴俱蓝国（今印尼西海岸奎隆），以招徕贸易。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广州设市舶提举司，在制度上继承宋制，在管理上更为完善和开放。广州很快又恢复其作为国际贸易港市的重要地位。
14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当时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0余个，另有文献记载广州“岁时藩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元末时，已是“广州富庶天下闻”，很像今天有些外地人看广州一样。在当时许多外国旅游者的眼中，广州城优美无比，令人称羡。伊宾·拔都在他的《游记》中还提到广州有所谓“瓷市街”，推测当是今天朝天路的陶街，它恰在当年蕃坊的东北角。
明清以来，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多个，广州可谓商贾云集，于是难免有外国人客死此地（其中也有传教士）。在今天黄埔军校旧址所在地长洲岛上，至今尚存几处外国人墓地（其中有19世纪来华从事贸易时死在广州的巴斯商人）。图为19世纪西方画家笔下的黄埔长洲岛外国人墓地。
到了明代，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城镇圩市普遍兴旺等方面，奠定了岭南经济在规模格局和总体水平上接近和达到当时全国先进水平的牢固根基。例如，明代的广货在繁华的南京市场备受欢迎，外省商人到广州做生意十分踊跃，许多打工仔南下广州找工作——这一切与今天的广州不是很有点相似么？
更能表明广州的进步的是文化昌盛，各地书院林立，大儒名宦辈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带，出现以宗族集资办学和奖掖贫寒子弟读书的“书田”，表明对教育的真正重视。同时，地方宗族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显得重要。
广州城在明代又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改造和扩建。首先是把原来宋城的三城分立改为三城合一，促进全城的统一、协调发展。其次是向北扩建，使老城区北抵越秀山。另外就是扩建宋南城，促进了沿江商业区的安定和繁荣。至此，明代广州城的范围是北起越秀山，南抵珠江边，东至大东门，西达西濠，已经形成今天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基本格局。从建筑规划角度来看，广州这种地方性的、以内外贸易为其主要特色的城市，不可能像明代北京城那样具有中轴对称、南北轴线高潮迭起、节奏强烈的壮阔和严整，它无法在布局的起伏开合、抑扬顿挫、有机统一等方面做大文章，它倒像一篇出色的明代散文，既有端严、清峻的核心，也有自抒性灵、漫步徜徉的闲适。
载于明《永乐大典》的明代“广州府境之图”
明代广州的“羊城八景”基本上不出城区范围，这有可能是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他们需要在市井中有一些可以登临、可以唱咏的景点，就如宋人说的，“人间自觉无闲地，城里谁知有洞天”。明代广州的“羊城八景”是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琪林苏井、珠江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许多景点至今犹有余韵。其中我尤其熟悉的是穗石洞天，它指的是在今惠福西路五仙观侧、坡山脚下的“仙人拇迹”。传说古有五仙人持穗骑羊降此地，仙人去而羊化为石，石上有拇迹，迹中有不竭的碧水。这块仙人偶然留鸿爪印的大石至今还在，但已落在一间小学校园的池水中。我就是在这里读小学的，学校很小，陷落在一片拥挤、逼仄的民居之中。几百年前，那里是有晨钟悠扬、有泉水淙淙的地方。
明清时广州城的北门——大北门，位于今盘福路、解放路口。
明代的广州逐步显示出它在中国近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形象——通商口岸。明朝初年，政府为了防止海盗侵扰，实行海禁政策。但广州是全国唯一例外的港口。嘉靖年间，海禁更严，政府废除了泉州、宁波两地的市舶司，只有广州准许保留。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的TomePires率领船队正式访问中国，第一次获准在广州登陆，然后进京见皇帝。这件事对中外关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影响到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出口，中国人开始为适应欧洲市场的需要而生产专门的外销瓷。广州成了中国人赖以与外面世界联系的唯一一扇窗户。
再回到五层楼去吧。近代诗人黄节的《重修镇海楼记》有曰：“当楼未修也，赭壁青烟块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渺无际。夫昔日之楼也，不改者山海业。”今昔日之楼外观依旧，只有里面的物事和极目的山海已全然不同了。民国时期的胡汉民，他所撰的对联是：
明朝初年，政府实行海禁，嘉靖年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到了清季，广州已是帆樯如林，珠江河上一派繁忙景象。
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
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
忽然想起，前面提到的过去《羊城晚报》有一个名为“五层楼下”的每日专栏，它登载的全是对各种不良现象的批评。我小时候常听姥姥讲“把你登在五层楼下”这句话——当她作为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服务的时候。这就是当代的五层楼——或许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后现代的五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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