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放纸鹞的感受

现在广州很少有人放风筝了。前几年有过一阵子的复兴，但很快又沉寂下去了。

广州的风筝远没有北京人玩得考究。北京人的风筝有种种形状、名号，什么蜈蚣、美人儿、蝴蝶、鲇鱼、瘦沙雁、灯笼、白菜、八卦、蛤蟆等等，光这些名字就文气得很，更甭说在那绷着的高丽纸面或绢绸面上的缤纷绘制。

广州的风筝——我们从来是叫做“纸鹞”的——只是菱形的纸儿一张，粘上两条竹篾，拴上一根线儿而已。这就是广州人叫的“高庄”。若再粘上一条长纸条在尾部，则是“有尾仔”。二者的区别是，“高庄”冲劲大，纵横灵活；“有尾仔”态势稳定，轻松自如。但放“高庄”的技术要求会高一些。还有一种个儿特大、两翼弯曲的叫“马拉”，是最高级别的纸鹞，过去也很少见有人放。

在做好的纸鹞上，我们有时也会装饰一下。经常是在家里弄一点红药水（红汞），在风筝上写个A字，或随便涂两道颜色。

做好纸鹞，还要“腊线”。这也和北京的放风筝大不相同。北京放风筝的争斗是要把对方的扯回来，靠的是线粗手快；广州却是“界鹞”，即要把对方的线儿锯断，使其纸鹞坠落，靠的是线儿锋利。于是就要“腊线”：用牛骨胶拌玻璃粉末，盛在一个小容器里，容器的底部两边各穿一小洞，线儿就打洞中穿过，沾上胶拌玻璃粉末，然后绕在一个大线架上，风干以后，就成了“玻璃线”。这种线颇锋利，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弄伤。

旧时绘画中的放纸鹞

在北京，放风筝的大人小孩都有，过去还是八旗子弟耳目声色之娱的一种。但在广州，纸鹞却只是街边小孩的玩意儿。广州的纸鹞虽然简陋，却也质朴、刚健，尤其是它一旦接上了玻璃线，那种好斗的精神便跃然纸上。一只纸鹞做完了，想着它很快就要升上天空去迎接搏击，轻抚着它便有一种壮士一去的悲凉。

走上天台或爬上屋脊（以前广州的中小学放假前的安全教育中，总有因放纸鹞摔死的事例），天空早已战云密布，邻屋、邻街的屋顶上呐喊声声。纸鹞升空，来回搜索或直冲云霄，总之是背负青天朝下看，阅尽人间无数。但这种和平的快意很快就会结束，对方的纸鹞横冲过来了。两军相遇，先要判明是否已经“界住”（两线相交接），然后拼命“冲线”（放线）。这时节线架儿飞转，心儿狂跳，大有冲锋陷阵的气势。这时头脑里想的是线儿是否锋利、是否有足够的长度。这种“冲线”真的是义无反顾，真正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定要拼出个你死我活。眼看对方飘然坠落了，猛一收线，纸鹞便扶摇直上，那神气简直是像向蓝天邀功。

能收回来的纸鹞都是曾经死里求生的，就像是出生入死的剑客。它们薄薄的不会沾上一点微尘，它们脆脆的却载起过不少幻想与满足。它们在蓝天巡游的样子真令人心折、令人心儿飘飘。它们是少年时代自广州的屋檐下升起的自由宣言。

不知从何时起，广州人不放纸鹞了。20世纪70年代我当知青时，还在农村做过一只纸鹞，一个人站在田畴中间放起来。但那种孤零、冷清使人意兴全无，放了一下便急急收线。没有了对手和观众，剑客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以后回到广州，晴空依旧但纸鹞早已无觅。十几年前在海珠广场上还会有人放纸鹞，也有点像北京的样子，大人小孩都有。吹的是北风，纸鹞飘向河南（珠江南岸）。“界鹞”仍在进行，于是有很多战败者倒在江边的树丛中。近年在中山大学北门的珠江边，聚集了一群“界鹞族”，都是中年人。他们装备现代化，“线架”已经现代化，装上了轴承，放的全是红色纸鹞，一飞冲天，风驰电掣。战败坠落的纸鹞挂满中山大学校园内的树上，一片惨烈，也煞是壮观。

在我心目中，广州的纸鹞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意象，我觉得它担当得起剑客的荣誉。它们的本性是追求自由，它们甚至在飘落时也是洒脱而美丽的。它们就像是那些衣不沾尘的剑客。我把它们读进了武侠小说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