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横州秀林书院的猜想

在古代，书院并不是官办的学校。乾隆四十年（1775年）任横州知州的宋思仁说：“国家培育人才建首善，自京师始推而至于省郡州县，或各立书院请山长招生徒以助辟雍庠序之化。”“辟雍庠序”是古代学校的称谓，由此可知在清代官方的教育体制里，书院并不在“辟雍庠序”之列。相对官办的学校而言，书院为私立性质，大都由地方官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牵头创立，以民间捐助和义田谷租为办学经费来源。地方官办书院是推行教化，列入政绩，所以州官往往出面为书院筹集办学资金，成为实质上的私立官助书院。如明清时期的横州，官办的学校是学宫，又称文庙，原址在今横县武装部。秀林书院是私立教育机构，原址在今横县中学。清后期因为应考人数多，院试录取人数也多，州学宫容纳不下，秀林书院扩招，成为既有童生又有生员的学校，但时间不长。

横州秀林书院最初的名字叫“浮槎义学”，由知州柯宗仁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改旧驯象卫署内的文昌祠而成，雍正二年（1724年）知州刘斌重建，乾隆十一年（1746年）知州谢钟龄再次重建。

浮槎义学何时改为秀林书院，清人没有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横州举人蒙武赉写《宋牧伯恩增膏火碑记》：“岁在乙未，节届灵辰，武以边末非才谬典秀林教事。春上三月十日，宋侯来刺横州。”大意是说，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七日，我蒙武赉主管秀林书院教事，春三月十日宋思仁来横州任知州。而宋思仁在《书院义田碑记》里也称“旧立秀林书院”，可知在1775年宋思仁来横州任职之前浮槎义学已改称秀林书院，蒙武赉也在宋思仁到任前就“典秀林教事”了。不知1943年的《横县志》第四卷第11页凭什么说是宋思仁把浮槎义学改称秀林书院，又凭什么说是宋思仁延聘蒙武赉为秀林书院主教的？

嘉庆六年（1801年），南宁知府令横州知州在秀林书院内增建堂屋三间祀宋词人秦少游，改秀林书院为“淮海书院”，后复改为秀林书院。“后”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点出确切的日期，只知道大概的时间段。民国《横县志》说：光绪乙酉年（1885年）横州人梁丹崖在城西荒草地中发现一块刻有秦少游像的石碑，于是“移置于秀林书院桂香殿西壁”。据此可知“淮海书院”在1885年前已改回“秀林书院”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修书院内的桂香楼，楼两旁各增建一厅两房，在左边房额上立匾，上书“尚志堂”，右边房额为“崇实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师范传习所，半年后改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初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1929年停办高级小学并拨入县立初级中学。至此，秀林书院单列发展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三十二年（1906年），县立初级中学更名为县立中学，开始招高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横县中学。

我的第一个猜想是：秀林书院是免费教育。

理由： 浮槎义学是横州官府为让那些贫困而又想读书能读书的小孩有个读书之所而举办的私立学校。清横州拔贡陈奎在浮槎义学举办五年后写《义学记》就说：“使穷陬僻壤，绳枢瓮牖之士，皆得负笈而受业焉，甚善政也。”浮槎义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于莲塘村的义田，每年收租谷156石，后来又增加膏火费20石。改为书院后，浮槎义学的义田一概拨归书院，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从寺院义田租谷中拨入书院膏火费350石。这些膏火费用作聘请老师的工资和支付部分生童住宿费、生活津贴，直至光绪后期仍有每生每月膏火费1000文的记载。

我的第二个猜想是：秀林书院的育人目标是学做圣人。

理由： 如同今天我们反复强调学生读书首先是接受“成人”教育一样，浮槎义学也强调“成人”教育，它的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圣人”。浮槎义学成立之初，陈奎在《义学记》说“教之以礼乐……而后不悖于道”。40多年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横州知州谢钟龄在《义学训学记》里引先贤的话阐述说，“故为学大要（关键），惟在求（寻找）放心（迷失了圣人之道的心）”。清同治年横州知州王涤心在《秀林书院学约》里说得更明白：

制艺代圣贤立言，所以使天下学者知有孔、曾、思、孟之学而循序渐进以驯至于圣人也……居易俟命，得不喜，失不忧，如此方为纯学。若不务实修而但剽窃袭取，纵或得名，其学亦务外，非设科取士之本意矣！

其意思是说，科举考八股文就是要求学生代圣贤说话，使天下的读书人知道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学说，从而循序渐进地践行成为圣人……一举一动都安于天命，得功名不惊喜，失也不忧愁，如此才是纯正的学问。学生如果不致力于践行体验（圣人之道），只是剽窃抄袭（圣人的话），纵使考得功名，他的学习也是做表面功夫，不是朝廷设科举考录读书人的本意了。

由此可知，浮槎义学（秀林书院）自开办以来，强调的都是“务实修”学做圣人。但横县中学“秀林书院”纪念堂大门曾悬楹联一副，出句与对句合掌，都是强调“科举扬名”，完全没提践行圣人之道这个“纯学”，这是没有读懂《秀林书院学约》的缘故。其联曰：

郁江鼓浪问古往今来年少才俊登科扬美誉

海棠争妍有承前启后秀林学子高考勇夺冠

我的第三个猜想是，横中校训应表述为“尚志崇实，自强不息”，而不是现在的“崇实尚志，自强不息”。

理由一：这个校训的原型应该是秀林书院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立的“尚志堂”和“崇实堂”。但当初“尚志堂”是立在大边，“崇实堂”立在小边。大边为尊，小边为卑，在礼制上，尊卑绝对不能颠倒。据此，“尚志”应该排在“崇实”之前。

理由二：“尚志堂”和“崇实堂”之所以分尊卑，究其实是源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的《秀林书院学约》。《秀林书院学约》训诫学生说：“学莫贵于责志，志不立必不能为学……夫志，气之帅。志之所至，气必至焉……志之在人，真如木本水源。不培其本而欲枝之茂，不疏其源而欲流之长，讵可得耶？”强调立志先于学习，立志是学有所成的先决条件。据此可知校训的表述应该是“尚志崇实”。

横中解释校训的老师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校史《厚重文化》里拗过来说“崇实尚志”就是：“既要怀抱远大志向，树立高远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又要脚踏实地，讲求实干，追求实效。”

横县中学校训确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据时任副校长的杨镇宏先生说是在木楼上发现“崇实堂”和“尚志堂”两块木板，于是陈恒玉校长便用作校训。至于为什么这样排序，杨先生也不清楚。笔者估计是依现代汉语“崇尚”一词的表达顺序，把“崇实”排前头，“尚志”排后面。

第四个猜想是：横县中学校史《秀林古韵横中新篇·历史沿革》P11说“郭景仪于横县中学现址创办了郭公讲院”，这是没有根据的。又说“郭景仪将文昌祠改建成郭公讲院”，更与古籍所载不符。

理由一：“郭公讲院”地址不详。

清《横州志》有关郭景仪的条目共有5处（见1983年重印本P131、P141、P160、P175、P236），没有一处明确点出郭公讲院的地址，凭什么说郭公讲院是“于横县中学现址创办”“将文昌祠改建成”的？

理由二：当时的人，见诸记载的，都没有说“郭景仪将文昌祠改建成郭公讲院”。

与柯宗仁关系很好的横州人陈奎在《义学记》说：柯宗仁一到任“即捐俸经营，庀材鸠工，五越月而告成，颜其门曰义学”。横州举人陈翌熹写《义学记》说“前任柯公讳宗仁来守是邦……创建义学”。乾隆六年任横州学正的陆生楷写《劝助修义学序》说，“横州之有义学，创始于前任州尊柯公宗仁”。清《横州志》P131说“义学，即驯象卫旧署，后改为文昌祠。国朝康熙四十年，知州柯宗仁以祠改建”。据此，又关郭景仪什么事？

理由三：郭公讲院是横州人所建，且并非传统的教育机构。

清《横州志》里提到郭公讲院最详尽的是横州举人钟家驹写的《郭公讲院记》（P236），该文说：

公奉纶箴一十六条（即清康熙皇帝的《圣谕》，共有十六条），纳民轨物，朔望亲行宣导，风雨不辍。而我州士民，独虑教无常所，日久法弛，用是营兹堂构，题名郭公讲院。公于听政之余，临轩申饬，不惮谆谆，僻土编民，咸知趋向……

原来，所谓郭公讲院是横州人建造并题名的供知州郭景仪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对士民演讲《圣谕》的地方，当时叫讲约所。改名“郭公讲院”，纯粹是阿谀之举。

综上所述，把一个既无确凿地址，又非传统学校的讲约所引作横县中学的前身以证明办学历史的久长似乎不很恰当。 顺带指出一点，横县中学校史曾称郭景仪为“邑人”，其实郭景仪是直隶宣化人，即河北省宣化县今张家口市人。

第五个猜想：横中校史说秀林书院曾改名为“槎江书院”，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槎江书院”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

理由一，清《横州志》P131《义学》介绍“浮槎义学”的沿革时没有说曾改为槎江书院。

理由二，在秀林书院还称“浮槎义学”的同时，清《横州志》P206中的《儒林》介绍横州举人陈翌熹时却提到槎江书院，说：“署州牧许建延开槎江书院”，即代理知州许建聘请陈翌熹开办槎江书院，这说明槎江书院与浮槎义学是互不相属同时并存的学校。此后的雍正年间，知州刘斌（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三年（1722—1725）任横州知州）还招聘槎江书院老师，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人何其昱任横州知州4年期间，举人金嗣英还被聘“为槎江书院掌教”。即使不算开办槎江书院的代理知州许建，从知州刘斌到知州何其昱，槎江书院存在时间也有六七年之久。但费解的是，四任州官的行政行为，清《横州志》不仅没有在《义学》中交代，连专门记录书院的《书院》（P130）中也没有记载，只说“本州书院旧凡三，今仅存一，新建一”，即旧书院有三所，现在仅存一所（指悟斋书院），新建一所（指松岗书院），以前的淮海书院、豫庵书院现在已废弃。这说明，当时的编写者面对19年前（从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一年共19年）的“槎江书院”竟然一头雾水！260多年后的今日，我们又如何拨得开那头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雾水呢？

说秀林书院曾改名为“槎江书院”，大约源于以下材料：

一是横州举人陈翌熹的《义学记》。《义学记》说：知州刘斌“履任之次年……重新修葺（义学）……仍延聘主教”。

二是清《横州志》P208说左州人张鹏翼被“州牧刘斌延为槎江书院师”；雍正癸卯（1723年）中举的宣化人冯世俊“为槎江书院长”。

既说刘斌重修义学，延聘主教，又说刘斌延聘张鹏为槎江书院师，人们便猜想刘斌重修义学后，肯定将义学改为槎江书院了，不然为什么一点也不再提义学？这种看似合理的判断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事情真的那么简单，那清《横州志》为什么不直说浮槎义学曾改为槎江书院，而要让后人“箍大钵”，死去活来地猜？同样，假如刘斌真的曾将义学改为槎江书院，为什么当年的见证人，牵头开办槎江书院的陈翌熹写《义学记》称颂刘斌重修义学，通篇近四百字，竟没有一言半句提到“槎江书院”？而这篇《义学记》恰恰写于刘斌离任的当年即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其时槎江书院还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无视白纸黑字的“署州牧许建延开槎江书院”这句话？

其实，真要说秀林书院的改名，最早一次是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柯宗仁离开横州后，陈奎等几个读书人曾将“义学”改为“义斋”——这个有文字记载的改名横县中学的校史反倒没有提。“义斋”就是柯宗仁的号，用以纪念柯宗仁。陈奎在《义学记》里一厢情愿地说，改名是使“后之人犹得识当年之创建者，其乐育如是之深以长也”。不料这番好心意并没有得到柯宗仁之后的州官理解和支持，大概因为改“义斋”后，义学就成为以私人名义命名的学校，后来的州官宁愿另办一个“槎江书院”显示自己的政绩，也不愿往别人脸上贴金。所以自柯宗仁走后，短短18年间，后任4届州官冷眼看着“义斋”校舍“崩颓倾圮过半”“或为过客居停，鼠鼯悲泣”，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第五任知州刘斌看不过眼，把“义斋”改回“义学”后才重修。

201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