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禅林深几许

2013年3月11日下午，我偶到横县博物馆一游，工作人员免费送给我以及其他参观者人手一本《应天禅林深——横县宝华山应天寺纪录》。此书由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孙冬梅任主编，副所长陆彩红任副主编，横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黎之江先生编写。文物管理所在《编者的话》说：“唯祈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如条件成熟，再印另册，以资大家了解学习横县历史，促进横县文化经济的发展。”对文物管理所编书宣传横县悠久历史，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早就该如此了。所以回家后就认真翻读，发现竟有不少错漏，担忧再版时影响不好，于是一边遗憾着一边又认真地在书上把错漏标注出来，有四五十条（处）之多。第二天把书交回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尽作为横县人的一份责任。

这件事过去了一两年，没见文物管理所回应我。就在我差不多忘记的时候，2015年，黎健先生惠赠其大作《南乡集》，书中有一篇推介文章，题目叫《应天禅林深——推介一本详尽介绍宝华山和应天寺的读物》，说“其掌握的史料丰富，考据审慎，坚持依靠物证书证说话，著述严谨，逻辑起点准确，经得起学术推敲、辩驳和检验”。读后我隐生杞忧：如果无视此书的错漏一味叫好并推介再印另册发行，则不良影响恐怕有损其宣传横县的良好初心。因此，我得把自己的看法也摆上台面，以求教于编写者、主编者及推介者诸位先生，同时接受读者的评判。我希望这一声不叫好的“争鸣”能有助于把《应天禅林深——横县宝华山应天寺纪录》包括其他正面宣传横县的书改好写好，而不至于引起题外的另类解读。

我以为，横县文物管理所编的《应天禅林深——横县宝华山应天寺纪录》不过一本小册子罢了，讲的又是横州人都懂的建文帝故事，能深到哪里去？但是，一定要说深，就深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一、因误读而深。

所谓“误读”，就是误读史料。误读常常误导读者，使之误信乃至迷信，是谓深。读者如果以误传误，则谓之深且广也。

如把四川简州聚福寺靖迈误以为广西横县西南的聚福寺靖迈（横县西南有无聚福寺姑且不论）。下文所引见《应天禅林深——横县宝华山应天寺纪录》P6，引文中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唐贞观十五年（645年）玄奘求法回国不久，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于长安弘福寺 组织译坊。据《慈恩传》，参加译场的都是在全国各地选拔熟谙经论，透彻了解大小乘经义，颇有名望的僧人……

缀文组九人中有简州（今横县西南）聚福寺靖迈僧人参加……

在唐代横县有这样出名的寺庙，能有这样的高僧选送到译场工作，说明了当时横县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同时，也说明横县的寺庙及佛教高僧的人才在全国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和横县佛教文化积淀的深厚。影响着周边县境内的佛教文化事业，促进了一方佛教事业的发展。

读来感觉很爽，很自豪。但一查资料，却不对了。横州曾经称过“简州”，这不假，且治所就在今横县西南。但那是在隋朝开皇十一年至十八年（591—598）仅8年时间。又，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再称简州，因四川已有简州在先，所以两年后又改横州的“简州”为南简州，11年后的贞观八年（634年），把南简州改为横州。也就是说，唐贞观十五年唐玄奘组织的译坊如果有简州聚福寺高僧靖迈的话，那必定是四川的简州，因为我们这里既不称简州，也不称南简州，而叫横州了！既称横州，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人家四川的简州聚福寺连同它的僧人靖迈记入自己的名下攫为己有呢？

又如《重建隐龙殿碑记》曰：“巩感仕途之善匿而潜易先帝之手迹也，有‘万山第一圣人题，御笔星辉守吏携’之句；又悲帝遇之穷而伤浮屠之无识也，有‘塑像长春传老佛，至尊隅坐冷凄凄’之句。”编写者误读为（见P22，原文照录）：

此篇（指《重建隐龙殿碑记》）认为郭巩是携匾之人，根据郭巩诗的内容来看，郭巩谪廉路经横州，慕名宝华山应天寺之万山第一，他去查访，并留下“州守携去”。查1620年前里人施怡已建文帝手迹“万山第一”四字制匾立，1635年郭巩上宝华山应天寺，看见的应是施怡立有临摹建文帝手迹的匾，1637年徐霞客才到宝华山有记录，故此“万山第一”不是郭巩携去，而是郭巩当时听僧人说“州守”携去。又据邓士奇考证，建文帝在寺亲颜“万山第一”四字额于寺门。1591年州守钟大成新装建文帝像额隐龙殿，仍颜帝提四大字。1595年李南英任，1598年彭学夔任，1599年蒋立敬任，1601年柳国贞任，1606年王阶任。1595年前至1620年间，就是这几位州守先生，是谁州守携去，追查的范围就很小了。

此段文字有两处明显的误读。一是《重建隐龙殿碑记》并没有认为郭巩是携匾之人，恰恰相反，是认为郭巩谴责州守携去万山第一匾。误读的原因在于编写者把“巩感仕途之善匿而潜易先帝之手迹也”从“巩感……也，有……之句；悲……也，有……之句”中割裂出来。二是说“万山第一”被“1595年前至1620年间”的州守携去。这是错的。最早说州守携去“万山第一”匾的是明朝横州人陆舜臣。清康熙年间的陈奎在《南山遗事记》就说得很清楚明白：建文帝“亲书寺门曰：万山第一。后为州守携去。今所悬者，乃摹仿遗迹也，事载州志。”陈奎所谓的“州志”，指的是1560年陆舜臣编成的《横州志》，这是当时横州留存下来的唯一州志。也就是说，所谓州守携去“万山第一”的事发生于1560年前并且被陆舜臣记入其所编写的州志。而编写者误读为陆舜臣之后的州守携去，还一一列出了这段时间里几任州守的名字，告诉读者说“追查的范围就很小了”。读者如果误信，真的根据如此准确的“逻辑起点”去追查“是谁州守携去”，就算查到死也查不出结果，你说深与不深？

至于P8把明朝人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横县端书图书馆藏书，下面引文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说的“州城南门外渡江陆行数里有宝华山……余屡欲一登，终以事阻。人云其中径路岩洞萦纡幽回……闻昔尝居千僧，一巨锅炊可饷数百人者，尚漫沙土中，地出两耳，人行其中不碍。间尝有见浮出溪涧者，次日相率往观，居然在焉……”误读为P86“州判王济闻人所说奇闻，不甚相信，次日带人前往察看，居然还在”；把P8“中殿岿然仅存，旁舍存数野衲而已”，误读为“中殿岿然，仅存旁舍，存数野衲而已”；把P8建文帝“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误读为P9建文帝“徒步来到南山寿佛寺”；把P19《重建隐龙殿碑记》的“予亦初不知其托足于斯。庚辰秋，客游槎浦，耳食南山寺之名，因奔驰道路，羁困尘嚣，又不得涉崔嵬而探所为先帝遗址者”中的“客游槎浦”，误读为P22“有两种解：本人不是横州人，是客；另一种是主人陪客人游宝华。按内容看，主人陪客人游槎浦更为恰当”，已属又小又浅的方面了。相信读者两相对照能辨出正误，为节省篇幅计，不再详释条陈于兹，尚祈鉴谅。

二、因逻辑混乱而深。

逻辑混乱，文章的论述就乱。或者论题、论据虚假，或者概念不清、前后矛盾，或者偷换概念，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是云遮雾罩，使读者满头雾水，是谓深。

如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云：

横人相传建文庶人靖难时，削发为佛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授浮屠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在焉。

编写者在P11分析说（文中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文章重点介绍了两个史实：一是寿佛寺确实存在……二是建文帝手迹“寿佛禅寺”确有其事。作者写道“此言亦无可据，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在焉”。传说不足信，但书证、物证不容置疑。

在《君子堂日询手镜》里，王济开宗明义就说建文帝在横州的故事系“横人相传”，所谓建文帝手迹“寿佛禅寺”当属相传的范畴。而编写者一开口，就变成了“史实”“确有其事”，偷换概念一步到位，连“推敲”都省了。而且否定了传说，却又肯定了传说中的物证，你叫读者如何不头晕？

又如《论述》一章，编写者罗列了很多材料，但能够勉强被“论述”这个概念外延圈中的只有两三篇文章，其中以《建文帝隐居南山应天寺初探》相对符合规格，其余有的虽有论有述，但与横县南山应天寺没有关系，或者只有间接关系，如只论述建文帝是否出走；有的纯粹是记叙散文或故事、志书条目、对联甚至流水账式的记事，与“论述”八竿子打不着边。如此拉拉杂杂堆在“论述”这个篮子里，是否可以看出编写者学术推敲时有点“执得上篮就是菜”的草率和简陋？

兹以发表于《广西师院学报》1989年第四期的《建文帝隐居横县南山应天寺初探》（见P44）为例来探探其是如何进行学术推敲的。

先看文章的逻辑结构。此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直接论述建文帝的下落，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建文帝确实是出走了”；二是建文帝出走期间，“曾隐居广西横县南山应天寺”。这两个结论就是全文的论题，尤其是建文帝曾隐居广西横县南山应天寺更是文章论题中的论题，文章就是围绕其来展开论证的。第二部分引明朝名人徐霞客认定“万山第一”是建文帝手迹来论证，第三部分引建文帝的手迹、诗以及《横州志》的记载、南山白毛茶等传说来论证，第四部分从南山“应天禅寺”的得名来论证，第五部分用南山的地理位置来论证，并作总说以应论题。

文章如此布局，确是中规中矩，符合人们认知事物的思维规律，值得赞一个的。但第五部分的总说却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得出了与文章论题不一致的结论来了：

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建文帝隐居广西横县南山应天寺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但要真正确认“隐横说”，关键还在于真凭实据，特别是相传建文帝亲笔题字“万山第一”、“寿佛禅林”匾额的实物考证。此匾真迹是明朝横州守携藏匿，真迹失落已无矣，至今也未能寻觅得到。而寺也历经沧桑，年久失修，再加上“十年浩劫”破坏，寺中遗迹所存不多。现在能见到的石碑数块和残旧的寺庙，还有相传建文帝手植茶树之根砧等，这对真正考出物证确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针对“建文帝曾隐居广西横县南山应天寺”这个肯定性的论题，编写者认认真真论证了半日，论着论着居然得出了可能性的结论，说是“建文帝隐居广西横县南山应天寺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原来，“坚持依靠物证书证说话”的编写者拿传说中“万山第一”“寿佛禅林”“白毛茶”“茶树根砧”这些没有经过考证不具备确定性的东西来作“确认‘隐横说’”的论据。因为论据的不确定性，注定其无法按同一律的规则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那么，这前后不一致的逻辑问题，能不能如黎健先生那样轻轻松松解读为“在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可供思索和考据的材料后，最后将判断和话语权交还读者，非常令人玩味”？答案是不能。因为编写者并不是将前人的有关著述原汁原味的摆上台面让读者自行判断，而是先入为主地梳理了这些材料，预设了论题，备足了论据，做足了论证，得出了结论，那还有什么能交还读者的？退一步说，就算能“交还”读者，这前后不一致的问题难不成就能玩消失？更何况“判断和话语权”是读者天生就有的，也从未被编写者剥夺去，哪来交与不交的说法？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编写者是如何“严谨”地推敲出“建文帝确实是出走了”这个结论的。P45曰：

《新编中国史话》也称“郑和下西洋，据说还有个秘密使命，即寻找那个在靖难之役中逃亡了的建文帝。这个使命大概没有完成，史书也未留下任何记载，它只能作为一个历史悬案，难以深究了。”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年至1431年），这和建文帝出走云游时间相同。很明显，如果朱允炆已于朱棣攻占南京时被烧死，那么，明成祖及其继位者绝不会千方百计派人寻迹绝患。由此看来，明建文帝确实是出走了。

一段连明朝人清朝人包括编写《明史》的诸多被墨水灌大泡胀，杀过科举五关六将的巨擘宿儒都难以深究的“历史悬案”，被编写者仅仅根据郑和下西洋“和建文帝出走云游时间相同”，就推断“建文帝确实是出走了”，我总觉得这“学术推敲”似乎不地道。因为《新编中国史话》称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是“据说”，而编写者却用来推敲并得出“建文帝确实是出走了”的结论，无形之中把人家的“据说”偷换成了“史载”。另外，根据形式逻辑三段论的推理规则，可以还原出编写者“学术推敲”时暗设的大前提：凡是出行时间与建文帝出走时间相同的，都是去寻找建文帝。这，不是很荒谬吗？

三、因错漏太多而深。

这里所说的“错漏”，单指别字、漏字、衍字、别句、悖于常识等，不包括可以商榷的问题。如果连误读、逻辑错误、语法错误都算上，全书共97页，至少有错漏100处。

所谓因错漏太多而深，这样的表述我自认还欠严谨。因为有的错漏很浅，一看就能看出来，如P2“年封已久”、P33“中华民国七十四（1963）年”、P48“名符其实”；有的错漏甚至挺逗的，“扑哧”一笑就过去了，再多也不觉得深。如P38“祖宗万历皇帝”，一看就知道是“神宗万历皇帝”之误；又如P43“眼珠脱框而出”，一看也能知道是“眼珠脱眶而出”，等等。说深是因为有的错漏错得毫无学术，常常绞尽脑汁猜得死去活来，也不能保证弄得明白。这种错漏即使不多也噎得头昏脑胀。比如P8介绍横州人乐章是“景泰元年庚午科经魁进士”，我就弄不明白那一年乡试，乐章怎么就能“一石两鸟”，既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如P41“阅罢楞严磐懒敲”，我也弄不明白和尚喃经时为什么不敲木鱼不撞钟，而敲大石头？又如P89“建文帝授予乐为化中庸之道和长寿之法”，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建文和尚不讲佛经而大谈儒教的“中庸之道”和道教的“长寿之法”。P41的七绝“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无端入到烟雨中，忍泪吞声哭未休”，读后我很惊讶，享受最优质教育资源，受到最高等教育的建文帝写诗如此之不堪，不说章法，就连七绝的基本格律都弄不清楚，等等。

一段横州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建文帝在横州的故事，之所以越说越“深”，根源在于编写者和编者没有真正读懂前人的说法，又没有新的考古凭据，只靠一颗乡心就想把几百年前的传说证成史实，结果越说越糊涂。其实，宝华山应天寺建文帝的故事我们大可以再传说下去，甚至可以续编或改编，让前人留下的故事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点乐趣，但前提是要圈定在“传说”或“故事”里面。不然，除了瞎掰，也只有瞎掰了。

以上所述，仅是笔者一孔之见。虽然尽心尽力了，但我不敢保证自己所引所论一点错漏都没有，都经得起推敲、辩驳和检验。毕竟学海无涯而个人能力有限，诚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1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