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文人

一

如果生命重来一次，我不知道张季鸾先生还会不会选择新闻，让自己的命运和一张薄纸紧紧连在一起，至死仍不分开。

1942年4月29日的风光早已成了纸上的记忆和老人心中的往事，一切坚如磐石的赞誉都已经风化成了泥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辉煌已经迁化成为一堆白骨。

所有的白骨都无法还原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和身形血肉，后人只有在遥远的民国故纸堆中寻找张季鸾的精神。如今交通方便，到达民国的时间仅在一夕之间。我在北京城中的《民立报》社，看到了1913年的张季鸾。这个清瘦矮小的陕北汉子，一袭深色长衫，步履从容，举止纾缓，俨然一介江南书生。这个形象，张季鸾先生无意中保留了一生，三十年后他在香港《大公报》社的靠背藤椅上，依然塑造了一介书生清瘦挺拔的风骨。虽然严重的肺病让他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但他的长衫、布鞋和庄严的神情以及手中的那支笔，使一个书生永远定格在民国的时光中。

“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精诚爱国”“功在国家”，这些超越政治为国共两党共同的赞誉，是张季鸾死后的哀荣。九泉之下的人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背后的重量。这些往往与“英雄”这个名词相互关联、互为逻辑的评价，对历史隔膜的后人最容易到抗日战争的沙场去寻找悲壮的情怀，少有人知道，这些分量像大山一样重的赞颂，却是对一个手握狼毫在纸上发声的文弱书生的悼词。

这些让后人惊叹的哀荣，被七十年的岁月彻底风干了水分，我只在坚硬的石头上读出了“著名报人”四个真实的汉字。“著名”，是别人的评价，“报人”，才是他真实的身份，一个贯穿了他全部人生的职业。

一个人的一生，写在纸上，却要经过七十多年的磨难，才能水落石出，盖棺定论。

张季鸾倒下去的地方，离战场很远。疾病和医院，不是产生英雄的场所。他倒在一张名为《大公报》的纸上，张季鸾死后的哀荣，超越了政治和政党，那些到达顶峰的赞美之词，让一个在报纸上说话的文弱书生创造了奇迹。

1941年的重庆不是敌我相争的前线，但是病床上的张季鸾听到了日本侵略军轰炸的巨响。这个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的书生，胸中还在涌动着报国的情怀。病入膏肓的张季鸾，连握一支笔的力气都耗尽了，然而，当王芸生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却突然有了精神，他对王芸生谈起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作为《大公报》的同仁，王芸生深深了解张季鸾的性格，他没有回避张季鸾关心的话题，用沉重的语气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

对于发生在1941年8月重庆病房里张季鸾和王芸生对话的描述，是2015年的非虚构散文以及一个不在现场的写作者无法胜任的任务。幸好，我在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风度》一书中找到了历史的记录：

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一个垂死病人在回光返照中的遗言，在王芸生的笔下变成了《大公报》第二天的社评。

《我们在割稻子》这篇抗日文章，随着影响很大的《大公报》进入政府机关和平民百姓，它在抗日军民中激起的爱国激情和抵抗精神，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搅动了沉闷的陪都。

张季鸾的生命化作了死水中的最后一个波澜，十八天之后，这个临死仍不忘抗日的书生闭上了眼睛，他用平实的遗嘱为自己的生命作最后封棺：“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报人”，这是张季鸾对自己一生身份的认定。一个报人一生的轨迹，已经记载在白纸黑字中，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张季鸾文字犀利，但他的目光却无法看到身后的热闹。甚至那些雪片一般飞来的唁电，也不能让他轻盈的脚步踩上。战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唁电中赞扬：“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联名致唁电说：“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评价：“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在这些非同一般的文字背后，1941年的西安市民还在祭奠的现场，看到了蒋介石、周恩来凝重的身影。

这些唁电，超越了简短凝练的评价，它们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态度。唁电的每一个汉字，具有共同的意义指向，它们用最温暖的感情，弭平了巨大的政治鸿沟。政治的分歧、政党的争斗，在一个羸弱书生的灵前突然消失。

祖籍榆林的张季鸾，最后安息在西安。榆林和西安，虽然都属陕西的黄土，但六百三十公里的遥远距离，不知能否让他的乡音和情感到达埋葬着父亲灵骨的故土。我没有找到张季鸾为何弃榆林葬西安的原因，故纸中的风水说不能让一个散文作者信服。

张季鸾的公祭场面被半个世纪前的老人记录在脑子里。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说，五十九年前的葬礼称得上是方圆几十里的大事。这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对那场公祭却记忆犹新，那个场面中的人物不时就来到他的梦里。

那是邢玉明老人一生中见过最多的人和最大的官。客人川流不息，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数不清摆了多少张饭桌，一帮客人刚刚离开，又一帮新的客人到来。那些空酒缸，层层叠叠，摆满了整整一个院子。城里的戏班第一次来到村里，那个戏台上，几个日夜，走过了中华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将相，村民们阅尽了五千年的才子佳人。

公祭仪式在军乐队的演奏中开始，那些闪耀着金子般光泽的乐器，村民们叫不出名字，这让与乡间唢呐锣鼓铙钹打了一辈交道的民间乐手们惭愧。乡下人没有听过如此整齐浑厚的声音，山呼海啸，那些专门用悲凄的挽歌为死人送行的乐手们瞬间就被震撼了。

三千多双迎灵的脚踩在竹林村的土地上，一大片正在灌浆的麦子倒伏在四月的阳光里，它们为了一个国共两党共同赞扬的报人鞠躬尽瘁。

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几架飞机，乡民们惊慌起来，飞机贴着树梢，巨大的阴影就像死神一样擦着他们的头发。谁知炸弹并没有落下来，那些参加公祭的宾客们也没有一个慌乱。竹林村的乡民们终于知道，那是中国军队的飞机，它们是国民政府专门派来护卫葬礼的。

邢玉明老人如今老眼昏花，只能听见贴在耳朵上的声音。但是，五十九年前的时候，他耳聪目明，蚊子从他眼前飞过，他都能辨别出雌雄。那一天，他看见了蒋介石和周恩来，这两个分别代表国共两党的伟人，出现在了张季鸾的葬礼上。

邢玉明眼里的蒋介石，穿着白色衣服，头戴一顶小帽，宋美龄夫人则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头上的帽子像一朵打碗碗花。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宏大、最庄严的场面，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名叫张季鸾的书生。

军乐队的演奏停止之后，竹林村就安静了下来。邢玉明和他的乡亲们，亲眼看见一座气势非凡的陵墓，在村子东头的土塬上，犹如春笋一般从泥土中钻出来。除了皇帝，没有谁的陵墓能与其相比。那座占地四十亩的巨大陵园，没有一点阴间的鬼气，周围的围墙隔绝了世俗的喧闹，大门口的巨型石柱，彻底脱去了凡俗之气，无数青砖铺成了一条大路，通向陵园深处。那些台阶，一级一级连接白云，通往天堂。天堂的入口处，就是那块石碑。石碑上有字。天下人都以为，和这座气势非凡的陵园相协调配套，墓碑上的文字一定是锦绣文章，字字珠玑，誉满天下。然而，“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寥寥十四个简朴的汉字波澜不惊地印在阳光下，没有评价，没有情感色彩，此时的大地像一张宣纸，为一个办报书生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最圆的句号。

没有人的坟墓和军人武器产生关联，只有张季鸾的陵园例外。

公祭仪式上，军乐队的演奏余声刚刚停歇，就有一个连的军队开进了竹林村。全副武装的军人与张季鸾的陵园连在一起，陵园里那些秦岭松、柏树、槐树和法国梧桐以及张季鸾的坟墓一起成了冷血兵器的保护对象。从此以后，牛、羊无法进入，当地村民摘片树叶，都会失去自由。

西安郊区的竹林村，是一个报人盖棺的风水宝地。然而，对于日后的波折来说，空前的哀荣并未为张季鸾的一生论定。所有来自政党、政治的最高评价，都不如《大公报》同仁们书写在黑色挽联上的十六个坚硬汉字：“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

二

《大公报》和张季鸾命运的缘起，始于1926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张季鸾已经失业，但是，他终生当一个报人的理想依然健康地活着。闲来无事，他便同《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一起，去天津拜访他们共同的朋友吴鼎昌。

那一天，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信步走上天津街头，当他们来到日租界旭街四面钟的时候，张季鸾一眼就看见了那块大公报馆的牌子。报馆紧闭的大门让“大公报”三个字了无生气，张季鸾眼中的报馆如同一块荒芜了的田野，无人耕种。他停住了脚步。

吴鼎昌和胡政之也跟着站在那里，三个人的目光一齐投在大公报馆落满了尘土的大门上。这是三个对新闻最敏感的文人，倒闭的《大公报》让他们的脚步钉在了街头。

吴鼎昌把目光移到了胡政之脸上，他想了片刻，突然把一个比喻送给了胡政之。吴鼎昌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张季鸾立刻明白了吴鼎昌这句话的意思。胡政之曾经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他为这张报纸注入了心血。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人的孩子，对于胡政之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贴切的话语修辞。

在吴鼎昌的修辞面前，胡政之没有掩饰他的感情，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

这段对话出自汪松年先生的《大公报史话》，这是一个值得后人相信的历史细节。胡政之也是一个语言的修辞高手，他也用一个比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吴鼎昌、胡政之两人关于《大公报》前途和命运的对话中，张季鸾是一个见证者。汪松年没有记录和描述在场者张季鸾的态度，但是，作为失业的报人和决心终生以报纸为命的人，他的态度是任何一个后人都不难判断的。

1926年夏天天津四面钟街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交谈的情节，是《大公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命运转折，也是中华民国报业波澜曲折的一个戏剧性插曲，一个划时代的新闻事件，从张、吴、胡三人的约法三章开始。

约法三章，在老报人徐铸成先生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一书中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徐铸成用“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为三个人的一致决定作了概括。他们确定了出资买下《大公报》的房产、设备和招牌，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报纸的行动路径。

胡政之凭着曾经在《大公报》担任过经理兼总编辑职务的便利，迅速找到了王松五，用一万元成交了这张日后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中国唯一获得过密苏里奖的民国第一大报纸。

约法三章的内容，简单得如同一个人的手掌，一眼就可看清皮肤的纹路以及走向。我不知道三条规定冥冥之中是如何对应三个合作者的。“三”这个数字，呈现出奇数的面孔，在人与数字之间也许无关对应，只是一种巧合，或是一种命运安排，上天早已注定。徐铸成先生说：“一、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面资助。由吴出资本五万元，除付王松五一万元外，开办费一万元——包括订购白报纸、添补设备。其余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二、胡、张不得兼任何有给职（三年内）。他们的生活所需，完全由吴负责。三、吴任社长，但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胡全力主持，吴不加掣肘。胡的名义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吴只帮助写社评，言论方针由张掌握。”

《大公报》这艘锈迹斑斑、已经搁浅的旧船，于1926年9月1日重新起航。《大公报》的辉煌时期，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大公报》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被世人用“新记”两个字加以定义和划分。

除了张季鸾，吴鼎昌和胡政之眼中的新记《大公报》，前程虽然美好，但民国的天空一片迷蒙，仍不时地遮挡着前行的路径。约法三章中“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的条文，毫无掩饰地表明吴、胡两人的担心和忧虑。

张季鸾站在新记《大公报》的船头上，目光炯炯，他一眼就看穿了民国的秘密，也眺望到了一张民办报纸生存的夹缝。

许多个夜晚，寂静中的张季鸾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创办反清刊物《夏声》，后投入于右任的《民立报》，又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以及在《中华新报》《新闻报》的从业经历，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十多年间的人生轨迹，这些宝贵的青春时光，被一条名为“报国”的主线串联。

张季鸾还想到了自己办报过程中因揭露社会丑恶两次身陷牢狱的经历，睡意全无，他翻身起床，展开纸笔，写下了八个大字：“文人议政，言论报国。”

在这个不眠的夜晚，张季鸾用滚烫的文字，提炼了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张季鸾在这个不眠之夜的所思所想，化作了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号的社评。在那篇标题为《本社同人之志趣》的文章中，中国新闻史上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出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人类历史上，许多石破天惊的事件和不朽名言，常常以一种纯朴简单的面目出现，然后在漫长的时光中，沉淀出金子一般的质地。由八个最常见的汉字组成的《大公报》办报方针，让八十多年后的我们看到了一介文弱书生的睿智和远见。

张季鸾将八个字的内涵表述为一种坚定的姿态。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是“不以言论做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则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和不“盲争”。

傅国涌先生在阐述“四不”的意义时表示了旗帜鲜明的态度和评价：

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與论。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证”传统推向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境界。

1926年9月1日，繁华的天津街头，《大公报》如同纷飞的雪花，让无数市民听见了新闻的声音。张季鸾用凝练的广告词展示了《大公报》的前世与今生——“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

三

张季鸾的第一次牢狱之灾，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北京。

张季鸾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进北京。他同曹成甫一起，从沪宁铁路启程，然后再转津浦铁路。中华民国的火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车过济南的时候，德国人上车稽查，张季鸾的心突然受到了异国语言的伤害。他透过车窗，遥望远处的千佛山，那片泪眼蒙眬的土地，是母亲的家乡，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的父亲，以灵柩的沉重，启程回归千里之外的籍贯陕西榆林的起点。那一年张季鸾才十岁，他亲历了两辆马车从山东邹平至陕西榆林漫长道路上的风雪冰霜和艰难困苦。那失去父亲的疼痛和生存的艰难，被他日后刻在了《归乡记》中。

北京西河沿那家陕西人开的高升客栈，是安顿一个外乡人新闻情怀和报国理想的第一个地方。市声喧闹，张季鸾听到了报童的悦耳吆喝声，千里旅途的所有疲惫瞬间消失，张季鸾立即走上街头，捧回了京城的一大摞报纸。

张季鸾在买来的《北京日报》《晨钟报》《亚细亚报》《顺天时报》中看见了中国首善之区與论的发达，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大公报》和《京津泰晤士报》也借着轮子的速度飞到北京。这些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化成了文字的纸页，在张季鸾面前展开了一个复杂斑斓的世界。办报人的嘴脸，隐藏在繁体竖排的汉字背后，它们有的吹捧“袁世凯大总统”，有的表达立宪派立场和意见，有的同情国民党。《顺天时报》的言论，张季鸾一眼就看穿了它的日本后台。那个时期的《大公报》，还没有成为王郅隆的私业，但是，它的创始人英敛之已经失去了办报的兴趣，转向了教会教育，报纸四平八稳，毫无生气。张季鸾对《大公报》的抱怨，只是一个读者的观点，他不可能预见，十四年之后，他会成为这张报纸的总编辑，而且，从他的文章开始，开创了一个百年文论史上光彩夺目的《大公报》时代。

张季鸾和曹成甫的进京，让一份名为《民立报》的报纸迅速出现在了北京的街头上。民国初年办报，如同在野地里播下一粒种子，只要季节适合，雨水充沛，种子就会萌芽。张季鸾的《民立报》选择在春天播种，所以很快就收获了一片绿意。据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回忆：“那时，创办一个报馆，不需要多大资金。北京有不少印刷厂，有一两架四开平板机，即可代印。编辑部也只要有一两个助手，两三个校对，再雇一些报贩叫卖，就可出版了。”

《民立报》倾注了张季鸾和曹成甫的全部心血。在读者的眼里，《民立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

对面向大众的报纸来说，犀利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风格和办报手段，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却是肉中的一根芒刺。

那年三月，国民党总干事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发表竞选演说，路经上海时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人暗杀。事件暴露之后，袁世凯以高压恐怖手段压制北京媒体，封锁真相。张季鸾写了揭露此案的文章，寄到上海《民立报》发表。

此时的袁世凯，正在准备向南方派兵，他秘密地向英、法、美、日、俄五国银行借款两千五百万英镑。消息灵通的张季鸾通过日本记者看到了借款草约全文，立即将消息发往上海《民立报》，引发了全国震动。

“地震”的后果让张季鸾和曹成甫始料未及。当天晚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北京《民立报》社，张季鸾和曹成甫锒铛入狱。张季鸾在三个多月的囚徒生活中受尽了折磨，曹成甫则未能逃过劫难，惨死在狱中。侥幸逃生的张季鸾回到了上海，用那支不屈服的笔，写下了揭露袁世凯统治黑幕的《铁窗百日记》，通过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传播。

张季鸾重回北京是在三年之后。那时袁世凯已在蔡锷将军护国讨袁的声浪中死去，黎元洪的屁股坐在了大总统的宝座上。张季鸾初时以上海《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的身份写稿。宣扬民主，反对军阀暴政是张季鸾以“一苇”署名文章的主要内容。《中华新报》在京创刊之后，张季鸾被聘为总编辑。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在他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评价张季鸾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文章脍炙人口。这个用生命实践新闻理想，最终倒在了军阀枪口之下的报人，他目光炯炯，看到了张季鸾文笔的锋芒，又一次刺向了独裁军阀段祺瑞。

张季鸾在《中华新报》发表文章，揭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用以扩充个人武力。这种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引起了国人的抗议。段祺瑞下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查封了《中华新报》，张季鸾又一次走进了铁窗。

“没坐过牢，不是好记者。”这句话并非张季鸾的原创，而是那个时代的一句流行语。张季鸾两次在大牢里想起这句话，他的腿一点没软，腰身没有丝毫弯折，在那些失去自由，肉体遭受折磨的日子里，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个熟悉的同行一直化身成影子陪伴在囚笼里。

四

在现代汉语中，“萍水相逢”这个成语用浮萍和水流的关系比喻素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但是在民国的新闻报业界，这个成语表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义。

邵飘萍和林白水，被一个古老的成语捆绑在一起，进入到中华民国，成为中华民国正直报人的道德和理想口碑。

邵飘萍和张季鸾志同道合的交集，滥觞于1916年的秋天。他们以记者的身份分别被《申报》和《新闻报》派驻北京。他们用“北京特约通讯”的形式为各自的报纸撰写文章。他们揭露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文字汪洋恣肆，每一个汉字都像刺穿皮肤的针尖，让权力执掌者疼痛。国人传诵，洛阳纸贵，这些如今常见的俗语是对那个时代邵飘萍、张季鸾评论的客观真实描述。

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邵飘萍和张季鸾，进京之后，各自开创和拓展了事业。邵飘萍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而张季鸾，则兼任了北京《中华新报》的总编辑。

然而，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并没有让张季鸾施展太久，军阀们用拘禁惩罚了张季鸾揭露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借款的内幕。走出铁窗之后，张季鸾被驱逐出了北京。而邵飘萍则继续留在北京，创办《京报》，用辛辣的文章，不留情面地抨击军阀。

离开了北京的张季鸾，常常在《京报》的字里行间看到邵飘萍的身影，那个同他情同手足的书生，用文章报国，在披露时代真相、揭斥黑暗的队列中，始终站在最前头。张季鸾听见了邵飘萍的声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记者是独立的，记者是超越政治的。记者应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经济、思想、人格的独立，既不参与任何党派团体，也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只许‘坐而言’，不许‘起而行’，保持客观的态度。”

邵飘萍的新闻观在读者中流传的时候，远在天津的张季鸾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张季鸾说：“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张季鸾表达观点的时候，他想到了袁世凯的铁窗和段祺瑞的牢房，只是，他还没有看到鲜血。

对于此刻的邵飘萍来说，鲜血的腥味隐约可闻，死亡的脚步正在慢慢走近。

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萍这些发表在《京报》上如同投枪匕首的言论，深深地刺痛了手握生杀大权的军阀。所以，邵飘萍的死亡就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4月的那个深夜，在墨一般的黑暗中，刽子手宣布了邵飘萍的罪状：“京报社长邵振青（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

邵飘萍毫无惧色，用爽朗的大笑回答了权力的判决，他用拱手礼对监斩官说：“诸位免送！”

林白水的生命同样终结于这个被称为刑场的天桥，同样是浓酽的夜色。军阀们选择了暗无天日夜深人静的时辰，因为他们要用黑暗掩盖刽子手们的罪恶。

林白水的《新社会报》因为揭露了军阀黑幕，被勒令停刊。三个月时间，林白水毫不悔改，在报纸的复刊号上，他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枪声响起，林白水倒在了血泊中，同样一个地方，天桥刑场见证了两个正直报人生命的终结，相隔不到百日。两个报人用热血和生命，为一个古老的成语注入了崭新的含义。

张季鸾在天津听见了北京天桥刑场凄厉的枪声，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暮春里不寒而栗。张季鸾无法想象，一介书生的文字为什么会被鲜血浸染。

我是一个灵魂的信仰者。邵飘萍死后，他的灵魂飞翔起来了，时间与空间都不构成灵魂自由飞翔的障碍，我看到了邵飘萍的灵魂附在了他的朋友和同行张季鸾身上。最好的人证是邵飘萍的母亲，这个失去了依靠的老人，她经常在张季鸾的身上，最近距离地看到儿子的影子。

邵飘萍死后，他的母亲和遗孀就被张季鸾接到了天津。离开了北京那块伤心之地，她们的生活日渐安稳而有规律。张季鸾成了老人的儿子，他每个月送给她一百元生活费，每个星期必请她们吃一次饭，嘘寒问暖。带着张季鸾体温的百元钱币，在那个时代，就是《大公报》一个正式编辑的月薪。至于进入梨园的戏票，张季鸾更是经常性地送上门来，让失去儿子和丈夫的两个女人在善恶忠奸的人世间感到人性的温暖，那些心灵的伤口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愈合。邵飘萍的每一个忌辰，张季鸾都会出现在母女俩的住所，他在邵飘萍的遗像前诵读祭文，然后在泪光中焚化。这种让母女俩感到宽慰和温暖的日子，如水一般地流过，不知不觉就三年零一个月了。其实，邵飘萍的在天之灵，早已感受到了人世间最真诚的情感，他泪流满面，他的母亲和妻子，看到那不绝的雨丝，从天而降。

五

邵飘萍和林白水血洒京城，他们的亲人朋友深深感受到了切肤的疼痛，而那些关心国家的读者，则很快就触摸到了新闻纸上的变化。

后来进入《大公报》从业的民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徐铸成先生，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求学。他是听到过天桥刑场枪声的人。

作为清华园里的学生，徐铸成是通过新闻报纸关注国家民族的有识青年。清华大学有一间面积很大的学生阅报室，中外文报纸都很齐全，而且阅读时间不受限制，学生可以随时进出。徐铸成是一个阅报成瘾的人，大革命的风云、北伐军的战况，所有瞬息万变的国家时局，都让安坐在阅报室里的未来报人了如指掌。邵飘萍、林白水被杀之后报纸的恐惧和新闻的畏怯，被徐铸成记录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一书中：“那时《京报》已没有邵飘萍生前那股生气。《晨报》也像梁任公先生一样，有点‘与世两忘’的样子。《世界日报》较活泼，但在恐怖的气氛下，也登不出什么新消息。大家不得不看《顺天时报》和天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尽管看时就感到一种屈辱，伤了民族的自尊心。”

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此时横空出世，在平静的死水中投下了一颗炸弹。大学校园里的徐铸成，和同学一起，成了《大公报》深为读者欢迎的一个情节。

开学刚几天，我看到每至午饭后，总有一大堆人挤着看一份报纸。后来，索性有人把这份报纸挂在中央，以便每张两面都可以让人挤着看。那时，我才知道是天津新复刊的《大公报》。那天晚上，连忙去图书馆借了前几天的报纸细细阅读。

掀开版面，就感到了一股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三四版全是重要新闻——综合国内外的，没有广告，新闻一般是老五号字（那时所有报纸还没有采用新五号字），头条新闻重要句、段夹排三号字。编排参差错落，不像别的报纸那样呆板。特别是头条和几个三栏标题，准确而生动，正如袁子才《随园诗话》所说是“立在纸上”，而不是躺在纸上，有强烈的吸引力，引人急于去阅读新闻全文。因为《大公报》馆址在天津租界，禁锢自然比北京报纸疏松些，而字里行间也看出编辑曾下了功夫，有些委婉写出真相，有些意在言外，有些绵里藏针。第二版上部是广告，下截为社评。创刊头两天的社评不止一篇，有署“榆风”的，有署“前溪”或“冷观”的，第三天后不署名，声明所有社评都代表报社意见。总的来说，内容言之有物，见解每多精辟而不流于俗，虽是文言文，而通晓易懂……

我细阅之后所得的印象，是从少年时开始阅报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一份生机盎然的报纸，而且产生一种信任感，认为它的一字一句都是可信的，要了解时事，不能离开它。从此以后，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它着了迷，不看完它，一天的心事像没有“了”。

徐铸成先生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描述了《大公报》的开篇，但是，一个远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学子无法看到《大公报》坚硬的内核，尤其是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独立报纸，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办报思想。

邵飘萍和林白水的鲜血，让张季鸾的目光看得更加遥远和深刻。八个字的“四不”方针，是1926年中国民办报纸的一种生存发展选择。目光炯炯的张季鸾，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报纸依附军政界的任何一派，都会随着该派的失败而倒台。并且大家也都看出，北方军阀失势，南方的革命势力兴起，早晚革命军会打败军阀，因此大家决定让《大公报》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好求得以后的发展”。（李瞻《张季鸾先生传》，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第58期，第228页）

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没有人认为张季鸾是政治家，他终其一生无党无派的身份，表明了他的独立性和民间立场。但是，他却是一个具有政治家眼光的智者。对《大公报》夹缝中生存的选择和未来走向的擘画，绝对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的新闻记者可以为之的。政治，只是以一种生存智慧渗透在他的生活中，但是他永远没有在政治的鸦片中迷恋成瘾。

张季鸾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还在《无我与无私》一文中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这个曾在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的职位上为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起草就职宣言的书生，精到准确地把握了政治的精髓和本质。

言论，是张季鸾表述新闻理念和办报思想的工具和表现形式，张季鸾旗帜鲜明地将“书生论政、文章报国”八个大字写在纸上，渗透在社评中。从辛亥年的《民立报》到民国五年的《中华新报》，再到复刊后的《大公报》，张季鸾用他那支尖锐而永不疲倦的笔，写下了近三千篇社论、时评。文人论政的理想，渗透在那些文章的字里行间。

1931年5月22日，是一个平淡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大公报》来说，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节点。这一天的《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它的发行一万期。出报一万期，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一份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报纸，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宗旨和理念，用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天津四面钟，那个曾经大门紧闭的报馆，当天热闹非凡。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批高官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无数名流，发来了雪片一般的贺电。蒋介石赞誉《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用文人的热情洋溢，说《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胡适用激情为《大公报》贴金的时候，《大公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几千份激增至两万多份。那些带着张季鸾文字体温的《大公报》，乘坐呼啸的列车，从天津出发，飞至北京、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城市，订户如同夏天的温度计，数字直线上升。八十多年后，我还能在昔日的报纸中读到“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的文言描述。

广告是检验一份报纸发行的试金石。当年在《大公报》任职发行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个版的篇幅在《大公报》连续刊登广告，一时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客户争相扩大版面。

六

死于1941年9月6日的张季鸾，享受了国家公祭和国共两党高度评价的哀荣，却无法预料到所有政治人物的赞誉之词，在后世蜕变浓缩成了“小骂大帮忙”五个内涵丰富和政治暧昧的汉字。

“小骂大帮忙”，这五个普通汉字在大陆读者心中扎根了半个多世纪。当两岸握手，文化交流，政治的叙事语境变化以后，我们渐渐看到了浮出水面的历史真相。

我也是被动地让这五个汉字在脑子里侵占了多年的读者，在我看过的所有教科书上，张季鸾都是一个以《大公报》为阵地，为蒋介石帮忙的文人，“小骂”成了他真心帮忙的掩饰手段。

幸好，张季鸾的一生已经通过他撰写的三千篇社论和时评记载在中国新闻史上，那些被我们非议的“三骂”也不断从文字中走出来，让我们听到一个书生的榆林口音。

对中国百年报业史和言论史素有研究的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从张季鸾先生的三千篇言论中提炼出了脍炙人口的“三骂”。循着傅国涌先生的指引，我在《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一书中看到了《大公报》三个隶体大字，张季鸾的愤怒也从繁体汉字中浮出水面。

《大公报》复刊不久，张季鸾用社评《跌霸》痛骂了军阀吴佩孚。第二年，他又写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批评宁汉分裂中的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张季鸾鞭辟入里的文字中，似乎透示出对汪精卫最终走上遗臭万年的汉奸道路的预见。

还是那一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同宋美龄联姻，并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场世纪婚礼。春风得意、美人在怀的蒋介石，结婚当日在《申报》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宣示爱情，声称“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

蒋介石的新婚之喜和他的爱情宣言，在张季鸾那里却破绽百出。在一个本该祝福的日子里，张季鸾却用一盆冰水泼向了新郎。在《蒋介石之人生观》的社评中，张季鸾开门见山地说：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工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

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垒垒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裳，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

如此拆台的文章，蒋介石虽然没有仿效袁世凯、段祺瑞、张宗昌等崇拜武力的军阀，但他的不满、愤怒也是每一个读了这篇文章的人所能想象到的。对于掌握了国家、党派和军队权力的蒋介石的批评乃至怒骂，《蒋介石之人生观》只是一个温和的开头，在《大公报》漫长的历史上，张季鸾的笔锋常常刺痛一个独裁者的伤口。

在张季鸾五十多年的人生中，我没有找到有人成为他私敌的根据。一个以“大公”为追求的报人，不谋私利，不树私敌，用个人的言行举止擦亮了《大公报》这块招牌：“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这些新闻主张，张季鸾始终坚持，一生都没有修正过。

七

1941年8月，王芸生看望病中的张季鸾，催生了《我们在割稻子》这篇著名的抗日社评。之后，张季鸾病势日渐沉重，他生命的时钟，开始了倒计时。

这一天，蒋介石来到了病房，他握住了张季鸾那只干枯的手。张季鸾慢慢睁开眼睛，四目相对，两个人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沉默，突然让张季鸾五十四年的人生时光缓缓倒流。那一刻，《大公报》上所有对蒋介石的批评，对国民党执政的愤怒，突然烟消云散；那一刻，蒋介石想到了“执手犹温”这个词。这个词，后来用在了蒋介石的挽词中，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无法抹去。

蒋介石，不是张季鸾的敌人；共产党，也不是张季鸾的对手。作为一个终生坚持理想的报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行动指南就天然注定了他的人生中不会有私敌。

张季鸾和《大公报》唯一的敌人，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张季鸾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智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有这种强烈的预感。

徐铸成先生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在‘九一八’前一两年中，记得《大公报》曾连篇累牍撰写社评及专文（包括胡政之先生写的）唤起国人注意东北之危机，特别在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后，更严重警告政府，东北危机已迫在眉睫，应速筹应付之策。可以说，在全国各报中，对此呼吁最早，陈辞最切的是《大公报》。”

在徐铸成先生的叙述中，张季鸾先生的远见和行动足以让执掌了国家和军队大权的政治家们汗颜。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有比外忧更急需解决的内患，那就是他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成了蒋介石处理国内外矛盾的指导纲领和行动指南。

张季鸾是一个报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战士。无论作为报人还是作为战士，他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支用狼毫和竹子组合而成的笔。张季鸾写在纸上的那些抗战社论和时评，每一个字都是一粒子弹，它的威力，让侵略者疼痛和流血。

《大公报》历史上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一次编辑会议，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召开。在那次特殊的会议上，张季鸾神情严肃地宣布：“国家已到紧急关头，我和吴鼎昌、胡政之两位先生商量，一致认为，在国家的非常时期，《大公报》要郑重地负起责任。”张季鸾用“明耻”和“教战”两项决策明确了报纸的特殊任务。明耻，“先要让人民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之由来。宣布由汪松年负责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由王芸生兄协助搜集有关材料（即后来陆续发表并辑成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因汪无此能力，芸生才独力主之了”。教战，“阐明现代战争、武器之发展情况，具体措施，为此创刊一‘军事周刊’，由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甫由蒋（介石）关禁之南京汤山释放）主编”。（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九一八”之后，抵抗日本侵略就是最鲜明的爱国主义。此时的张季鸾，他的抗战言论在最高领袖蒋介石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让军人感到了重量。但真正让蒋介石礼贤下士与其共商国是的转折最后由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促成。在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于西安的时候，失去了自由的蒋介石望着从天而降的《大公报》，他读到了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这些出自一个书生和一家自由报纸的言论是让蒋介石消除恐惧的福音。尤其是《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让宋美龄大为满意，派飞机在西安上空空投散发，这些动摇张学良、杨虎城军心的文字雪花一般落满了张、杨的军营。1936年的情景，让许多人记在脑海里，后人评价说：“这不仅是一篇传诵一时、文情并茂的文章，并且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因为它对张学良及其所部军心的动摇曾发生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是有助益的。”（吴相湘《中国报人典型：张季鸾先生》，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第30卷第6期）

张季鸾的一生中，从未有改变过“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即使在他和蒋介石的蜜月期中，也未有一丝一毫的修正。在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号他写的社评中，进一步重申了他终生未移的原则：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

蒋介石当然了解张季鸾的坚持，他也没有漏掉《大公报》对政府的批评。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他的办公桌上只有两种报纸，那就是《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在文人的描述中，那是《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时代。在时人眼中，“《大公报》的头条新闻可以代表或暗示蒋介石的政策，连《中央日报》也无法真正做到。当局一方面指示《中央日报》要了解政情，参与机密，另一方面又严禁泄露机密，《大公报》不受这个限制，他知道了政情便可刊布，《中央日报》则不能发表”。（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第30卷第6期）

八

有人认为，张季鸾“周圆通达”的个性，是蒋介石以国士待他，他也竭诚以言论报效国家社会的原因。这种解释自有合理之处，它是硬币的A面。如果我们翻过硬币，B面的真实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后人眼里。

范长江，这个《大公报》的记者，就以一篇文章，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怒，导致蒋介石暴跳如雷，把张季鸾骂得狗血淋头。这个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曾以大无畏精神和记者良知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也许预料到了某种后果，但是《大公报》和张季鸾，却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

在南京国民党总裁的办公室里，蒋介石一改往日的和气，他指着张季鸾的脸，把满腔的愤怒犹如石头一样砸在了办报书生的身上。张季鸾以冷静抵抗怒火，他用沉默回答蒋介石的责骂。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这篇述评的当天，正是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看到范长江的文章，“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那些内容，同蒋介石上午在会上的讲话完全背道而驰。

张季鸾在权力面前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屈服，更不表示他的“四不”办报方针的改变。也许，他想到了某种后果。张季鸾的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从此以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的人员名单上，添上了“范长江”这个名字，而范长江的所有私人信件，都成了特务们检查的对象。

张季鸾对于蒋介石的责骂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他的表态通过1937年2月18日的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发布。这距离蒋介石对他的批评仅仅过了三天时间。新闻，总是紧紧贴着真相，与时间同步。它插上飞翔的翅膀，栖落在民众的心里。权力转化为武器，也无法将它击毁。

范长江的文章和《大公报》事件，导致了国民党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严厉和规范化。《修正出版法》《修正出版法细则》《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等一系列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枷锁，此时纷纷出笼，铐在了书生们的心灵上。

傅国涌先生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印证这段历史：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著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著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著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比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所有的书报查禁，对张季鸾和《大公报》来说，都是一种警告和威胁。张季鸾不为所动，他已经把一生奉行的“四不”方针置于生命的前头。《大公报》的背后，站立着千万读者，还有胡适等文化名人，毫不避讳地给他们支持。傅国涌先生说：“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傅国涌先生这番话不是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而是建立在史实之上的陈述。因为，早在两年前，张季鸾和《大公报》在面对兵权时，就有过极其精彩的表现。

那一次，张季鸾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那篇《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的《大公报》社评，让宋哲元按捺不住愤怒。在权力的命令下，《大公报》被停止邮递并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

书生的毛笔和军人的刺刀无法在权力面前公平较量，文人当然不是武夫的对手。但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得到了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的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用决议的形式，要求行政院立即纠正。几天之后，《大公报》终于恢复了邮递，新闻走在了正常的轨道上。

自由主义者胡适立即在《独立评论》上表达了个人的祝贺：“《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與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地给《大公报》道贺。”

胡适在写给张季鸾的信中称赞说：“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伤要害，佩服！佩服！”

胡适的声援，让张季鸾增添了力量，同时也让他想起了一年之前的史量才。一年前的那粒子弹，穿透了史量才的身体，之后在张季鸾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无法消除的疤痕。

1934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寒冬。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了二十八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3月，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7月，《民生报》因为转载了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成舍我被蒋介石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的罪名逮捕，报馆被封。四十天后的中国记者节那天，成舍我获释。四十天的关押没有让他的头颅低下，出狱之后，他说了一句骨头坚硬的话：“汪精卫不可能一辈子做行政院长，我却能做一辈子新闻记者！”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让成舍我付出了《民生报》永久停刊的代价，禁止在南京以其他名义办报并剥夺其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文章的资格。这一年的血雨腥风在一声枪响中结束。蒋介石对《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无畏惧，针锋相对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个铁骨铮铮的情节，被黄炎培先生记录在《八十年来》中：“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

两个不同的版本，描述了相同的内容，即枪与报的较量。

枪支与报纸，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体现出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枪口之下，是鲜血，是生命，而报纸上的那些文字，却是真相和正义。书生们当然知道，一粒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等身厚度的报纸，但报纸的鲜血，却可以揭露社会的真相，唤起国民的良知与正义。

11月13日下午，与蒋介石不欢而散的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翁家埠，听到了一声枪响。这个时年五十四岁的报业巨子，知道枪支与报纸的较量开始了。他的身躯倒下去了，他那句名言却站起来了。以至八十年后，我依然在毛笔书写的汉字中听到了令骨头作响的话：“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在史量才未及风干的鲜血中，我看到了张季鸾的身影。《大公报》等二十四家报纸和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同一天，《大公报》用《为报界向五中全会请命》的社评，向国民党发出了报纸的声音：“言论是报纸的灵魂，自负责任，如触犯法律，可照律惩罚，不应在发表前横加束缚，在发表后任意苛责。国民党不要把全国的报纸文章都弄成清一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对政府恭顺的文辞。”

九

对于汉字来说，文房四宝中的毛笔是最柔软的书写工具。但是，最柔软的笔，却能写出最坚硬的文章。有骨头的文章，横平竖直，队列整齐，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正步操练的战士。而现在，用坚硬闪光的金属化身的钢笔、圆珠笔和电脑键盘，却常常写出柔若无骨的媚俗文章。

有偿新闻，是我们这个时代报纸的一颗毒瘤。所有报纸的读者，都或隐或显地看见过它的丑陋面目。在规范的定义中，有偿新闻指新闻采编者将具有或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按照出资人某些宣传和意图撰写的新闻。它是新闻工作者采取不正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活动。它的本质，就是贿赂。

十年前的广州，两名凌志汽车车主在天河体育中心怒砸爱车。车主们通过砸车行为向社会传达了对车辆存在致命缺陷和对售后服务的不满。数十家媒体记者目睹了那个愤怒的现场和消费者表达不满的极端方式。然而，所有媒体，一齐沉默，无一家发稿。

“有偿新闻”“封口费”，这些张季鸾完全陌生的名词，如今已化身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合作”“有偿不闻”这些有偿新闻的变种，把一张张报纸，污染得铜臭熏天。

“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这段写在《大公报》旗帜上的宣言，彰显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现实，更是形成了对如今某些无良媒体的一种反讽。

几个月前，所有的媒体都披露了21世纪报系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案件。正义的媒体在追踪21世纪报系总编辑、总经理等人通过媒体公器谋取私利时，用了“新闻圣徒”这个罕见的名词。那些如今成了新闻腐败典型的新闻工作者，在进入媒体之初，内心无不充满阳光。他们面向社会面向读者发表的宣言，虽然没有前辈们不私不卖的保证，却也张扬了正气，彰显了风骨。“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些富有时代特色、文学性极强的抒情语言，像八十年前《大公报》的“四不”一样，进入读者的心里，让我们久久感动。然而，这些华丽的语言在私欲下变质，成了欺世的谎言，新闻公正的旗帜，被他们踩在肮脏的脚下。

21世纪报系事件，涉案人员众多，已经形成了团伙。“被侵害公司的指证和涉案人员的供述表明，《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利用其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与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公关公司相互勾结，指使下属媒体记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挖掘、采编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负面信息，并以发布负面报道为要挟，迫使200多家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收取高额‘广告费’。”（《“新闻圣徒”的台前幕后》，《南方日报》2014年9月30日）。

在威逼利诱之下仍不肯就范的企业，几乎都会成为不良媒体打压的对象。“农夫山泉”是消费者熟悉的一种饮用水，在某些媒体打压下，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幸好有主持正义的报纸仗义执言，早在21世纪报系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暴露之前的2013年5月，就有南方的一家报纸发表了麦尚文、张艳丽的署名文章《浮躁舆论更需要媒体“克制”精神》，作者写道：“《京华时报》以‘最致命的报道’介入农夫山泉事件，连续27天动用了68个版面来报道，创下‘一家媒体批评一个企业的新闻纪录’。在具体的报道业务上，对于还未‘盖棺认定’的公共事件，媒体没有权力给予审判，媒体的职责在于呈现事实曲折、提供双方观点，而不在于充当‘裁判’角色。”

同年的3月24日，另有一家南方报纸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某媒体。作者王天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才能制约媒体权力》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新闻界，编辑独立，利害关系回避，程序公正等这些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落地生根，尤其许多新闻专题类节目前面都挂‘某某特约’，这些‘某某’都是一些企业名称或商品品牌。在我看来，这等于媒体公然对外邀请商业机构干预自己新闻节目编辑权……任何一个媒体，对监督对象都是有所选择的，但这个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专业标准，即新闻价值是否重大，是否具有典型性，掌握材料是否准确，监督能否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等等。如果媒体舍弃专业标准，把是否属于自己的广告客户，是否有助于媒体商业利益作为选择监督对象的出发点，这样的所谓监督，与敲诈没有什么区别。”

王天定先生提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发人深省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在1936年的新闻小路上同张季鸾先生相遇时，我们就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从“新闻圣徒”到经济罪犯，这中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横亘在两种身份之间的只有两个常见的汉字——金钱。21世纪报系的涉案人员，践踏了个人的新闻理想，最终堕落成了金钱的奴隶。

“不卖”和“不私”，是张季鸾一生的办报原则，这四个汉字注定了他不可能在财富上暴发。一个认为权力、资本、蒙昧和偏见都是报人天敌的书生，与富贵绝缘就是他人生的必然结果了。我在张季鸾不长的人生中看到过他唯一的一次发财。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张季鸾在武汉主持《大公报》的汉口版。国家不幸的时候，张季鸾的家庭幸福却没有被日军的炸弹粉碎，他的儿子在战火中出生了。老年得子，张季鸾的欣喜像春风里的蒲公英，飘散在许多朋友的肩膀上。前来贺喜的朋友络绎盈门，张季鸾收到了金锁、金钏、金链等许多贵重礼品。但是，黄金的亮光并没有点燃张季鸾对财富的激情，他吩咐家人将所有的金器封存起来。一年之后，张季鸾到了香港，他用所有的爱国激情，参加了香港各界举办的国庆大献金活动，那些金光闪闪的财富，成了他献给国家献给抗日的一份礼物。张季鸾用铁石心肠拒绝了妻子选留一点作为纪念的愿望。他用一贯的轻描淡写回答了别人的惊异：“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张季鸾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日后生活的变故。所有的财富与金钱，总有化成流水落花的一天。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身边的积蓄，只剩下了区区十块钱。

和平与市场经济时代，虚假的口号常常写在旗帜上，而战火纷飞的乱世，却更容易产生“新闻圣徒”。所以，半个多世纪之后，《季鸾文存》仍然作为少有的几部传世经典之一留在中国言论史上。胡政之说，“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胡适更是激动地欢呼：“伟大哉，《大公报》！”

十

张季鸾的生命在《我们在割稻子》这篇抗日社评的结尾处停止呼吸。但是，一个书生的报国理想和“四不”箴言却并未入土安葬。张季鸾那支羊毫毛笔，传到了王芸生的手上。

1943年冬天，二十四岁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进入中原采访，披露了河南大地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人间惨象。王芸生读过之后，立即将标题改为《豫灾实录》在《大公报》要闻版全文刊出，他还用张季鸾留下的那支笔，写下了尖锐的时评《看重庆，念中原！》：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大公报》的批评传统在权力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蒋介石的愤怒火山一般爆发，停刊三天的处罚立即降临到了大公报社。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有日记记载：“《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傅国涌先生感叹说：“这是《大公报》和王芸生的光荣。《看重庆，念中原！》如同一块纪念碑一般屹立在百年言论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象征。”

王芸生写这篇社评的时候，张季鸾尸骨未寒，他肯定又一次看见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将自己的魂魄，附在了《大公报》的文字中。后人在王芸生写的这篇社评中，看到了张季鸾的影子。这些尖锐的文字，同张季鸾生前执笔的文章，气脉相通，支撑起所有文字重量的，都是那根共同的脊梁。

对于蒋介石的禁令，张季鸾和《大公报》采取了违检的方式抗争。对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张季鸾之后的《大公报》则用自杀的悲壮方式，宣示中国报纸拒绝投降，展示了书生们一根根瘦硬如铁的骨头。

1937年，南京陷落的那个耻辱时刻，侵略军向上海所有报纸发出通令，规定从12月14日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发。《大公报》和《申报》拒绝送检，宣布自动停刊。七十七年之后，我在故纸堆中读到了那些铁骨铮铮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张季鸾执笔的最后一篇社评写于1941年7月7日，他在《抗战四周年纪念辞》这篇抗日文章中，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可惜，他没有看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情景，他没有耐心等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然而，值得他安慰的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大公报》密苏里奖章的喜报，飞到了他的枕畔。这是继《朝日新闻》之后荣获此奖的第二张东方报纸，这是一份世界性的崇高荣誉。

所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将密苏里奖的荣誉授予《大公报》，也是它们的荣誉。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见到《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瞬间就动了感情。他握住孔昭恺的手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毛泽东知道，在国民党要求国统区所有报纸一律用“共匪”称呼共产党，用“匪军”称呼红军的压力下，只有《大公报》坚持它的“四不”立场，拒绝使用这些有违事实和新闻原则的蔑称。

十一

如果将汉字转换成繁体竖排，民国的时光就可以回到我的身边。我在竹林村村民邢建民的叙述中回到了1942年8月葬礼的现场。邢建民的父亲邢宝忠多次向儿子描述过张季鸾陵墓的三件陪葬品。白铜水烟斗、白铜盆、麻将牌，这三件张季鸾生前最爱的日常生活物品，在与张季鸾的肌肤相亲中被打磨得闪闪发亮。

我相信邢建民的描述是历史真实的见证，那三件带着张季鸾体温的陪葬品，符合一个报人的性格和喜好习惯。但我怀疑，那个已经去世的老人的描述，一定有无意中的遗漏。张季鸾那支写了三千篇社评的毛笔，一定是陪葬品的首选。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毛泽东，都会让一个以办报为追求的报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延续他的脚步。只有那支羊毫，可以让他微笑，金钱无法寄托他报国的理想。

四十亩的陵园被七十二年的漫长时光侵蚀，消瘦羸弱得只剩了一亩见方。张季鸾墓地的南面是挂着种猪场牌子的牲畜世界，东侧却是人的天地。那些砖窑厂里的工人，挖泥捣浆，点火烧窑。猪粪的臭味和烟火的熏炙，让张季鸾的后人听到了炽章先生灵魂的痛苦呻吟。

当张季鸾的棺木揭开，一缕新时代的阳光照进泥土的时候，这个死去了七十三年的民国报人，只以几根嶙峋瘦骨的姿态迎接那些陌生的面孔。漫长的时光，让那些来自国共两党的颂词都腐朽了，已没有人能够记得“报界宗师、文坛巨擘”“功在国家”“国士无双”这些高入云端的政治描述。

在张季鸾的遗骨被装入蛇皮袋，即将启程回到他的故乡榆林的那天，恰好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个有陕西省记协主席、西安日报社社长等人参加的迁陵活动中，所有人都被猪粪浓烈的臭味熏晕了。这个时候，历史用“报人”这个称呼还原了张季鸾的真实面目。

徐铸成先生在诠释“报人”这个词的时候，极其严肃庄重。他说：

我以一家之言，为季鸾先生写一篇小传，定名为《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以怀念这位杰出的前辈、本师。为什么不加“伟大”“卓越”这类的形容词？我认为，“报人”这个称谓，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吧。

回到家乡，回到最后的安息地，后人应该在张季鸾的墓中放一支用羊毫和竹竿做成的笔。钢笔、圆珠笔、签字笔，甚至电脑键盘，这些现代的书写工具，虽然迅速、方便、流畅，但都不能让民国的报人写出有骨气的文章。

如今这个时代，除了目标直通润笔的书画家们，谁还在用毛笔抒写心灵，针砭时弊，或者表达情谊，叙说温暖？

笔，用最轻软的羊毫，写出了最坚硬复杂的文字，它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战斗的武器。陪葬，是人类悠久的丧葬传统。在黄金、珠宝、陶器乃至鲜活的奴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腐朽的棺木中看到笔的影子。在一个笔墨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时代，与张季鸾相伴的那支笔可以通往历史的深处。和张季鸾同时代的陈布雷，也用了一支派克笔作为他未竟理想的寄托。可惜的是，由于派克名笔用了一个象征财富的“金”字命名，以至一介文人的坟墓成了盗墓贼觊觎的对象，最终失守。

陈布雷是个一生同蒋介石紧密相连的文人，民国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锦绣文章，彩虹一般出现在他的笔下。以至江苏作家叶兆言在距陈布雷遥远的另一个时代里，发出由衷的赞叹声：

江苏作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颐和路二号办公，隔开一个门牌号码，就是陈布雷公馆。很漂亮的一幢小楼，铁门紧锁，从旁边走过，我忍不住会想起当年的主人，想到他绞尽脑汁，想到他写的那些奇妙词句，铿锵有力，金属铸造出来的一样，扔地上都会有声音。

说老实话，文人混到陈布雷这般境界，确实不容易。人生的成功莫过于富贵，莫过于尽其所用，想想我们的那作协，也算是个养文人的地方，有时候也会有些虚名，有点蝇头小利，可是诸位的笔力与陈布雷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后，为了排除干扰，保持写作状态，经常毫不留情地拒绝许多文学邀请。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活动，就诚恳地邀请了莫言前来演讲。所有的理由，包括朋友的私谊等，都在莫言的坚定之下铩羽而归。然而，当莫言收到了谢有顺教授用毛笔竖写的七张纸的长信之后，这个中国当代的杰出作家，就毅然飞临广州，站在演讲台上。我想，是毛笔和繁体竖排的汉字，最终打动了这条山东汉子。

有朝一日，我要去广州，在谢有顺教授的书斋里，看一眼那支写出七页纸书信的毛笔。我要考证，这支毛笔的文化传统，来自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的轨迹。我虽然是一个握笔的人，但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用于书信写作的毛笔了。用毛笔表演书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潮流，每一个人的身边，随处可见，但用墨汁洇染的书信，却凤毛麟角一般难觅。如今的毛笔，已经无法写出民国的文章了。因此，在一个键盘泛滥的时代，我应该拨开尘埃，寻找一支毛笔在一页名为《大公报》的纸上走过的轨迹，眺望一个瘦骨嶙峋的书生，用一生的光阴凝成的四个大字：“文人报国”。

张季鸾的一生，就是一张纸的一生。张季鸾的命运，像一张纸那样薄，但纸上的文字，加起来比一座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