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宇
宁波——生我养我的故乡，这座美丽而又富饶的城市，充满着江南特有的书香之气。每年有多少莘莘学子，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开始他们的求学之路，踏上人生的征途。我也是怀着对人生美好的向往，两次从这里起航。尽管离开已有30多载，但她仍是我梦中牵挂的地方。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1977年是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生的人生转折点。记得当年我已经在宁波新华书店当了两年营业员，相比于上山下乡的同学，那可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当国家公布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就像夏天久旱之后的一场大雨，给奋斗在广阔天地的青年人带来了希望，也在我本来已经平静的心底掀起了一层波澜。从小被家庭埋下的渴望学习的种子发芽了，上大学、求知识的愿望使我蠢蠢欲动。很多亲戚和朋友觉得我放弃现有的工作十分可惜，大学毕业后谁知道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我的父母表示支持，但要我自己决定。而我的老外公——从小的启蒙老师，却是少数坚定的支持者。所有的外界因素，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参加高考，人生一定会有更多的精彩。
记得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多少年轻人热血沸腾，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去采摘这颗数学皇冠的明珠。受其影响，我的第一志愿报考了浙江大学应用数学专业。
参加高考的决定是简单的，但开始文化课的复习却不尽人意。这时我开始羡慕上山下乡的同学和在校的考生，他们是高考的正规军，不但是全时投入，而且有专人辅导（那时每个中学都尽其所能，组织考生复习）。而我白天要上班不能请假（好像那时书店的领导要培养我，还安排了我一些额外的工作），晚上一周两次的政治学习也不能不到。时间少是问题，更困难的是复习没人指导，缺少系统性。尽管是在书店工作，可那时的书店里没有一本与高考有关的书籍，就凭高中留下的几本薄薄的教科书（好在没有被扔掉）。我们几位要参加高考的同学又聚到一起，自发组织了复习小组，相互帮助。下班后，除了和几个同学一起复习交流，还有就是打听哪里有辅导课，想办法去蹭课。好在高中毕业才两年，平时也以学习、读书为乐，自认为基础还可以，又手捧“金”饭碗，心理压力倒是不大。
由于报名参加的考生人数太多，基础差距很大，1977年各地先组织了预考进行筛选。预考的题目很基础，难度上层次合适。因预考成绩比较好，我不但顺利过关，还被市考试招生办列为重点，希望所在单位要给予支持。这时，单位也给予了尽可能的支持，在正式考试前，还放了我两周的复习假。
正式的考试是在12月，考场是在当时的宁波一中，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理科考生）。第一天考语文和政治[1]，好像考得还可以。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浙江卷中的三道数学难题，使得当年的考生至今都心有余悸，不但数学没有考好，还连累了下午的理化考试，带着郁闷的心情离开了考场。
录取的结果出来了。也许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考上了，但录取我的不是心仪的浙江大学数学系，而是杭州大学物理系。得到消息，没有想象中的兴高采烈，喜悦中带着苦涩。去，还是不去？几个难眠之夜。最后，对知识的追求还是压倒了其他想法，我离开了宁波，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航。
心中的执念，是人生的动力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难忘的，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激情使我自叹不如，每天晚上教室里的灯光总是会亮到午夜之后。同学之间悬殊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妨碍我们学习上的交流。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地吸收养分。当年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副主席的《攻关》诗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激励着我们这些学子抓住人生的每一分钟学习知识。
很快到了第四年，考研成了很多同学人生下一站的目标，我也加入了考研的队伍。然而，人生的道路不会全按着你自己设想的轨迹延伸。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应届生考研，学校和导师都寄予厚望，可能是考题偏难，我们几个报考本校研究生的同学无一如愿。
1982年，我回到了家乡宁波，到当时的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当老师。人生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年轻的大学老师再一次成为人们眼中羡慕的对象。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但内心还惦记着采摘科学之巅明珠的奢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激情还在燃烧。1984年，国家又提出各单位要支持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报考研究生，学校尽管非常希望留住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但为了国家大局和我们年轻人的发展，还是向我们提供了报考的机会。
心中的执念，是人生的动力。机会还是要靠自己抓住，我说服了父母，又说服了当时热恋的女友，再一次加入了考研队伍，报考了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非常巧，这次考研的考场还是在宁波一中，这给了我一种踏实感。扎实的物理基础，使我顺利完成了三天的考试。我以报考该所考生中总分第一的成绩进入了中科院，人生再次启航。
成功，就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考上研究生后，我师从我国著名的光电遥感专家薛永祺院士（当时他还是副研究员），开始了我的科研生涯，从事光电遥感技术的研究，并开始参与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经过6年的苦读，1990年我获得了光电技术专业的博士学位。当时正是出国热的高潮，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都远赴重洋深造。由于多种因素，我没能成为“洋插队”中的一员，而是留在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我的科研工作。
科研的起步并不容易，记得我申请到的第一个课题是一个“863计划”小项目，经费只有3万元，但当时还是非常高兴，并且花大力气去做好。在后面的10多年中，自己是一步一个脚印，默默耕耘，逐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科研任务，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2000年，我担任了研究所所长。2004年我领衔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科学研究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神秘且总是充满惊喜，更多的时候是在解决不了问题的苦恼中度过。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们团队承担了多项“嫦娥”工程、载人航天中的空间光学有效载荷任务，遇到的困难经常是超乎想象。好几次，星上的产品交付在即，而对各种试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还在苦思冥想的解决之中。这时候你连想退出不干的资格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调动一切知识和资源，限时限刻解决问题。承受巨大压力、坚持不懈工作是我们航天人的基本素质。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成功，往往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墨子号”，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
2007年，我有幸认识了后来成为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的中科大教授潘建伟。当时，他们团队在量子通信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利用卫星，在空间尺度验证量子力学中非定域性的物理问题，是国际上量子信息科学的一颗明珠，也是潘院士的梦想。他希望我发挥特长，和他一起负责量子卫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现。
我带领了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开始投身于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研究中。后面的几年中，按照首席科学家的要求，以中科大、技物所的团队为主，组织中科院多方力量，在美丽的青海湖畔，开展了艰难的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实验。到2011年，我们不但验证了星地量子通信的可行性，还完成了多项国际首次远距离的量子通信实验。国家对项目给予了特别的支持。该年底，量子通信科学实验卫星在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中正式立项。
以前的科研工作，在国际上都有先例可寻。哪怕人家对你技术封锁，但总能找到别人成功的依据。但这一次我们是在领跑，一切没有先例，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都是国际顶尖的，全靠自己创新实现。在地面上做实验，允许失败，可以不断改进，直至成功。但卫星工程，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存在任何偶然。地面很多非常细小的问题，在卫星上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我和我的团队都坚持一个原则，再小的问题都必须解决，决不能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我们的追求，越接近卫星发射的日期压力越大。卫星出厂前，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激光器的能量变小了。那个时候卫星和火箭的专列计划都已上报，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卫星上天后情况恶化，后果不堪设想。决策十分艰难，但为了确保成功，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只有两到三周的时间，不然发射计划可能要推迟到第二年。压力可想而知，承担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差不多都没有了睡觉的时间，整个团队高速运转，我们从基本理论出发，在地面进行了各种模拟试验，终于从原理上彻底解决了问题。
2016年8月16日，国际上第一颗量子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经过5个月的在轨测试，2017年1月18日卫星正式交付科学家使用。每当我站在卫星光学地面站，仰望着绿色的“墨子号”缓缓划过浩瀚的夜空，她是星空中最亮的星星，心中止不住地激动和自豪。很快，利用“墨子号”在空间量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2017年6月，论文在国际最有影响的Science（《科学》）杂志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波澜。国际著名的媒体评论是“沉寂了一千年，中国誓回发明创新之巅”，“绝对毫无疑问将在学术界和广大的社会公众中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少年的理想总是那么美好，但人生的轨迹充满着变数和曲折，只要你怀着一颗平常之心，坚持心中的执念，朝着你向往的目标默默前行，充分享受过程中的乐趣，你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王建宇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空间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分会副理事长。2017年11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注释】
[1]此处作者记忆有误。详见第7页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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