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培
时间太匆匆：恢复高考，已40年了。
恢复高考制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文化考试。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沸腾。那时的我，正在福明公社松下大队的稻田里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4年1月高中毕业，那时我只有16岁。跟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在家中等候国家上山下乡的召唤，这一等就是两年。两年里，毫无目标的我去工厂“学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1976年3月，我坐船一个多小时来到福明公社松下大队插队，成为生产队一名普通的社员。在那里，我和很多人一样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那天，是父亲送我下乡的。印象中天很冷，坐在简陋的船上，满目是冬末初春的凄凉。父亲将手中的棉袄披到我身上。看着眼前雾茫茫的一片，我在心里问自己：“我这是去哪里？今后的路在哪里？”答案也是一片渺茫。
下乡后不久，大队修建了知青点，每个知青分到了一间红砖搭起来的小屋，面积十多平方米。屋里一目了然，一张床，一块搁碗板，一个灶台，一个大草垛，这就是我未来的家吗？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在迷惘中略带期待。
那以后，我就整天跟土地打交道。早上很早起床下地干活，收工广播响了，就跑回知青点自己做饭吃。没有菜，就弄点酱油汤；没热水，赶紧往灶桶里热一下……记得刚下乡时，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挖水渠、修机耕路，还有平“大寨田”。那是一片满是瓦砾的废墟，我们用洋镐挖瓦砾，松土，脚扎破了，手起泡了，然而脚下的废墟却还是一大片。望望头顶的天空，不禁有些绝望，这地要挖到什么时候？我要在这里干多久……
开春以后的劳动更艰苦，农活也很繁重，挖水渠、种田、割野草、挑谷箩……记得当时“双抢”后稻子已经长得很高了，水田里一阵阵热浪扑来，我们在水田里爬行着拔稗草、耘田，大腿两侧被稻草划得血淋淋，蚂蟥不时袭击……
近两年时间，我接受了艰苦的锻炼，也逐渐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两手起了老茧，身体日渐结实，赢得了生产队社员们的认可和尊重。刚开始下乡我每天只有6分的工分，一年多后学会了很多农活，竟能拿到9.8分，当时十级劳动力是最高的。
在这样简单重复的生活中，幸亏有书做伴。下乡后不久，一套几乎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书籍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套书对我一年后的高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概是8月吧，按当时公社的要求，我们大队10多个知青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我任组长，公社给学习小组发了一套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一套“知青政治学习丛书”。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让原本酷爱读书的我如获至宝，“谜一样”的数理化知识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让我沉醉其中。从此，这套数理化丛书填满了我的业余时间。当时还不知道有一天我能走进高考考场，完全是凭着对学习的兴趣。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也很向往读大学。有个亲戚家里四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他们一直是我的榜样。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就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可以上大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自然让我欣喜若狂。一道通向大学的门就这样在我面前打开了，我决定尽自己的努力去拼搏。然而，复习的过程十分艰难。没有老师，没有时间，连起码的复习资料都没有。加上白天还要下地干活，我只能利用晚上时间看书。好不容易有半天空闲时间，我步行1个小时前往一所中学去听补习课。高考会考些什么内容？自己该怎么准备？我跑到公社中学求助。在那里，一位老师借给我一本1966年的高考大纲，我如获至宝，回到知青点连夜将整本大纲抄了下来。大纲为我接下来的复习起到了系统化的作用。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保存着这本用圆珠笔抄写的大纲。
算起来，真正复习备考其实只有几个月时间。到了秋季，农田收割全都完成以后，我才得以真正进入备考。当时，离12月高考没多少时间了，而且白天还要出工，时间太宝贵了。我咬着牙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知识点。
很快，高考的日子到了。我独自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考点。考点外聚集着的考生大的已有30多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
高考结束的次日，我又回到生产大队下水挖塘河。印象中，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卷着裤腿赤脚踩在塘泥中，心里想着那场结果不可知的考试。那刺骨的冰冷，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很忐忑地度过了一段等待的时光，日复一日的冬季“农业学大寨”的繁重劳动也让我渐渐淡忘了刚刚参加过的高考。当时我们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想，我能考上就去努力读书，如果考不上，就继续在农村锻炼。
终于盼来了命运中的一缕曙光，我居然上榜了！
一个公社23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有一个人上线，这个人居然是我。生产大队将那张只写着我一个人名字的大红榜张贴在村里最热闹的小店门口，吸引了全村的村民。站在红榜前，看看上面“李永培”三个字，我仰首看着那蓝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由衷地笑了。
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迈入了挚爱的教育领域。
如今，这场得到无数家庭关注的全国大考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这40年，充分见证了我国教育变革的清晰走向。
在高考中断10年之后，它的恢复，让人感到十分突然，但毋庸置疑，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让执着于追求文化知识的年轻人看到“太阳升起来”了。
年轻的我们，干着繁重的农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稀缺的教材，罕见的培训，未知的考试内容……当时的学生内心迷茫，但是依然非常向往读书，对高考甚至到了一种渴望的地步。然而，经过十余年的人才囤积，高考录取率只有3%左右[1]，几经磨砺，也仅有少数人幸运地走上了这条“本没有的路”。
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大招生，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着过“独木桥”，更多的学生圆了大学梦。今年是浙江学生的第一届“新高考”。这次高考改革，正在打造一个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新模式，学生们将享受到一个更为优质的、立交式的教育。
40年高考，环境变了，心境变了，学生的个人追求也不同了。但始终不变的是，高考依然是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它是发现、提升、完善自我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考生，经历了高考，我才深刻地领悟到这世上“本没有路”，只有坚持走下去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如此朴素的想法，相信也是当年不少考生的内心写照。
无论是过去的考生、现在的考生，还是将来的考生，高考的影响深远。经历了高考，我们将学会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地去追逐个人理想，即使跌倒，爬起来还有很多选择。
随着教育平台越来越宽，学生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宁波中学工作的30年，我日益认识到搭建最适合学生发展的平台的重要性。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学习中打实发展的基础，培育一种精神，磨炼一种意志和毅力，学习中国科学届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宁波中学51届校友屠呦呦先生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甘于寂寞的学术风格、不怕失败的进取意识、坚持与守望的治学态度，更要学习她执着追求、淡泊名利的人格。
李永培 宁波中学原校长、党委书记，正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长三角“最具影响力校长”之一。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宁波市名师。现任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宁波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宁波市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宁波市中学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曾任第十一届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第十二、十四届人大常委，宁波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
【注释】
[1]1977年高考全国报考人数为573万，最终录取27.297万人，录取率约为4.8%。——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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