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推我上大学

李浙闽

1978年，我从就读的宁波七中高一年级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成为当时众人心目中的“天之骄子”。40年后，回望这一改变多少莘莘学子人生轨迹和家庭命运的国家政策，使我们这一代人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切的认同感。

很多人可能对曾经实施过的“高一高考”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甚了解。那个时代，面对“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整个社会求才若渴。国家本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这一指导思想，在1977年邓小平力主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基础上，次年又对考生的身份作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有一项特殊政策就是允许在校的高一学生参加高考。但由于这一政策从长远来看不太符合教学规律，且有“拔苗助长”之嫌，因此1979后就不再实行了，于是我也成为1978年唯一一年允许高一学生参加高考并被幸运录取的其中一员。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能成为恢复高考制度不久后的一名大学生，有自身勤奋努力的因素，但主要得益于宁波的教学体系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受到很大的毁坏，各级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了基本维持，特别是有一批痴心教育事业的骨干教师始终坚守在教坛上默默耕耘着。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鄞县茅山乡东林寺小学度过的，校长是位姓徐的长者。他的形象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头向后梳的发型纹丝不乱，一套褪了色的中山服总是笔挺，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一派教授风度。上下课钟声都是他到学校门口亲手拉绳敲响的，上课时除了老师讲课声就是学生读书声，学校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我初中就读于茅山中学，因家离学校有十几里路，常常天蒙蒙亮就起床，扒几口饭就背上书包上路赶往学校。学校背靠茅山，有一排漂亮的两层西式洋房教学楼，教学楼面前有两个荷花池，常年澄清。学校有一批资深老师，班主任是一位姓蒋的数学老师，走路身板笔直，总是拿着厚厚的资料快步进入教室，上课时常常来回走动，声音洪亮，喜欢提问，对学生管得很严，使我们不敢分心。高中我来到了宁波第七中学，尽管七中以“开门办学”闻名，但学校各学科都由“扎硬”的年富力强的老师领班。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姓乐的化学老师，当时尚未结婚，就住在学校里，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经常到他的寝室讨教问题，他细心解答，乐此不疲。宁波相对完备的教学体系和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为我参加高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迎接高考的岁月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首先是学校和老师兴奋了起来，哪所学校不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哪位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得意学生成为大学生！于是，除了高二年级的同学们抓紧复习迎考，学校着手在高一年级中挑选一些学习基础好的同学组成高考复习班进行强化复习。说白了，就是要在常规学习的基础上，把高二年级的课程在高考前像填鸭一样地填进去。那年，我们七中一共挑选了12位高一学生组成高考复习班，我是其中之一。负责教我们的都是当时校内“呱呱叫”的老师。老师们的积极性似乎比我们这些学生还高，拖课是常事，个别辅导是常态，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学问一下子灌给我们，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充满了工作激情。老师还常常给我们描绘大学里的美好情景，以此激发大家的学习动力，说要有勇气同高二年级的同学比一比，争取早日考入大学。当然他们也安慰我们说，就算考不上，也为明年的应届高考增加了临场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话是这样说，但有谁不想当年考上呢？那时能够成为大学生可是大家心目中一种莫大的荣耀。

学校的教学节奏明显快了起来，校领导忙于调整教学安排，忙于统筹教学力量，忙于组织课外培训，老师则忙于寻找各种复习资料。那时，不要说复印机，就连普通的打字机也没有，得靠老师一笔一画刻在蜡纸上，再在油墨机上印出来。有时实在来不及了，就挑选一些字写得好些的同学来帮忙刻，我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刻字的问题解决了，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就是随着复习资料的增多，学校没有这么多的纸张供应。老师只得让同学们自己想办法，自己的资料用纸自己回家去找，拿到学校来统一油印。有的学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用纸，也有直接印在旧报纸上的。当然，更多的是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解决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景，同样一份复习资料，印出来的纸张厚薄不一、质地粗细不一、颜色深浅不一，可谓五花八门。可是，只要能看清复习内容，又有谁会在意这些呢？

随着考试的临近，学校里的各种测试多了起来，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多了起来。战前气氛日益浓厚，备战的主要场所还得在家里。那时我家住在江东演武巷的一幢老洋房里，房内虽然不是七十二家房客，但也住户混杂，一到晚上热闹得很。我家兄弟三个，房子不大，房间内是无法安静复习的。幸亏位于一楼角落的厨房间相对安静，于是那里就成了我最好的临阵磨刀之所。一到夜深人静，复习效果奇好。特别是每当肚子饿了，厨房里的剩菜剩饭是现成的，一般是用热水泡一下冷饭，庎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当时吃得最多的是“什锦菜”，同泡饭相搭算是标配，我现在仍很喜欢吃。

考试共三天。进入考场倒也不感到十分紧张，反正把试卷填满为止。那时，对大学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填写高考志愿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关心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学。可能因为同一个院子里面住有一个医生家庭的缘故，父母亲觉得做医生蛮好的，于是我的志愿全部填了医科。随着录取日期的临近，自己心里日益忐忑起来，特别是关心的人一多，对能不能考上也就越发在意了。这段时间心情还是有点焦灼。最后，我被浙江中医学院录取。那年，我15岁。

赴学校报到的行李箱中，除了常规的生活用品和不多的学习用品外，记得最清晰的是根据学校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带上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父母亲把我送到火车南站，我第一次乘上了前往杭州的绿皮火车。在杭州负责接站的是比我们早半年入学的1977级学生。学校位于杭州市庆春路，原浙江大学旧址。77级的同学告诉我们说，新的宿舍楼刚刚落成，你们一入学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而他们入学时住的还是老房子。可见当时学校为了迎接大量新生入学而快马加鞭的建设速度。我班一共32位同学，拖儿带女的有好几位，带工资上学的也有好几位，我在班上的年龄最小。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大学的学习氛围真是浓厚。不少同学都是从车间田头直接进入考场步入大学的，面对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大家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学习起来确是蛮拼的。那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高校轰动一时，主人公陈景润连同作者徐迟成了大学生们的偶像。操场上、路灯下、阅览室，到处都是手拿课本、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的同学。教室里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夜自修经常需要年级辅导员来强行关闭教室。那时出版物尚少，新华书店一有新书，大家奔走相告、结伴而去，在延安路上杭州新华书店购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购的那些书现在已经十分破旧，我仍保存着，也算是保存着大学时代的读书热情。

是时代给了我提前进入大学的机遇。我要感恩时代，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感恩学校和老师。当时高考前后的经历除了成为美好的回忆，蕴含其中的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勤奋刻苦、求知若渴的精神也成为我日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不竭动力。

李浙闽　宁波市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