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吴利宏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1977年到2017年，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回想起当年参加高考，真有几多感慨。

大约是1977年下半年，一条轰动人心的消息打破了全中国亿万年轻人内心的平静。“上大学要考试了。”“谁都可以去考！”人们奔走相告。在广大青年人的心中，读书的希望又重新燃起。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斯文已然扫地，“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论调已深入人心。虽然后来高校复课，恢复招生，但已取消考试，采用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从当年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来看，人们马上得出了一条十分简单的结论：推荐并不是依靠一个青年人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是有什么革命觉悟，靠的是有一个当权的亲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权力可以倚靠，那就别做大学梦了。

我从1969年3月开始到师桥公社五大队做农民，当时只有十六岁，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才由亲戚介绍到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做民工。当时公司在镇海算山（今属北仑区）原油码头安装工业设备，主要是建造原油储油罐及输油管道。我被安排到起重工班，与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民工。两个民工跟着五六个正式工人，每天把巨大的钢板用吊车吊起来，送到卷板机上，卷成弧形，然后再吊到工地上，一块块竖起来，再由电焊工把钢板焊起来。一天天看着庞大的储油罐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这种生活比起在生产队里种庄稼好多了。首先是工作比较轻松，虽然起重工也是一种重体力活，但比起农民的活还是差远了，收入也要好不少。但农民工随时都有被辞退的可能，不知道哪天还是要回乡去摸黄泥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在我心中荡起了一层涟漪，但仅仅是一层小小的涟漪而已。虽然我十分渴望通过上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自己只读了两个月初中就去当农民了，面对从66届到77届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我有些犹豫不决。但这么多年，我也接触了许多“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他们实际上也没学到多少知识。

虽然我与家人通电话时流露过要去报考的想法，但当时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一是怕报名时被人家以学历太低而拒绝；二是即使报了名，面对这么多的竞争者，我的底气不足。所以，之后的日子我还是安安心心地在原油码头干活。有一天，妹妹忽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帮我报好名了。当时报名处的人一听这学历还不肯接受，后来费了一番口舌，才勉强同意了。名是报好了，按现时的规矩接下来肯定是紧张的复习备考。可那时我脑子里连“复习”“备考”的概念也没有，还是每天在起重工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考试前一天，我从算山原油码头步行几公里，到高塘汽车站坐车到宁波，再从宁波北站坐车到师桥，参加第二天的考试。

那年高考人数实在太多，所以宁波地区实行两次考试。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两门科目，考场设在师桥海寓学堂。考试结束，我又马不停蹄赶回工地干活去了，心中没抱多大希望。不久，家中又来电话说我初试及格，过些日子要参加正式考试了。可我还是在工地上干活，大学考得上考不上还不知道，我可不能错过了这几天的工钱。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我在考试前几天（具体几天记不清了，好像是提前了三天）回到了师桥。记得当时到师桥公社中学复习班旁听了半天，讲的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好像是有一个老师给大家分析语法。

复试那天比较冷。我们的考场设在观海卫城中的一所小学，是平房。我报的是文科，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记得古文的比例比较大，比如解释文言文中几个词的意思，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等，形式与初试时差不多。作文题目初试时我选的是“十月”，这次是“路”。“十月”这个题目紧扣时事，因为生在那时的年轻人都知道1976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考生一般不会跑题，只要围绕粉碎“四人帮”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就好了。“路”这个题目，范围就大了，而且文体可以多种多样。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也未经过什么作文训练，文章是看过很多，都是报纸上的高谈阔论。受此影响，我就想“路”就是革命的道路，于是论述起“井冈山的革命道路”，大谈特谈井冈山的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之路。俗话说：“天冷尿多，肚饿屁多。”那天天气冷，又坐了很久，便感到尿急。我举手向监考人员说要小便。但当时并没有规定遇到此种情况要如何处理，监考员既不能放我出去找厕所，又不能让我尿在裤子里，情急之下，他指了一下考场外的一个墙角。我如同得到大赦一般，冲到了墙角……回到考场，继续我的高谈阔论。忽然，考试终了的哨声传来，把我的思绪一下子从井冈山的革命之路拽回到了现实。天哪，作文只写了一大半，结尾段还没有开始写呢！我只用两句话就结束了这篇高考作文。带着懊恼的心情，万分不愿地交上我的试卷。以后的几场考试，我吸取了教训，向别人借了一块手表，每次考试安排好时间，考试中也频频看表。后来自己当了老师，带学生参加考试前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考试中应注意的事项，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罗列一大堆，心中不禁感慨他们是何其幸运。可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的甚至觉得你婆婆妈妈，多此一举。

数学简直是交了白卷。我在观城区校附设初中读了两个月书，教材也没有，只记得数学老师讲过“弧度”“密位”等。我的数学知识只学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时开始“文化大革命”，每天只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历史这科依稀记得有一道题目是论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还有一道题目是论述慕尼黑协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这些事件我都知道，也能说出一些道理来。地理也差不多，绝大多数的题目我都能答上来，唯一自己觉得错的地方，是在填地图时把“墨西哥湾”填成了“加勒比海”。

考完的第二天，我就匆匆忙忙赶回了算山原油码头。对于高考，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好像自己只是完成了一个使命。过了一段日子，家中来电话说我上线了。这样，我又回了一趟师桥，这次是填报志愿。沈师桥的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张贴着大红喜报，上面写着高考上线学生的名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这成了当时师桥公社轰动性的大新闻。

看到自己居然能击败囤积了十一年的历届高中毕业生，心中有些茫茫然，在这种茫然中，也有些许喜悦与自豪。但接下来填报志愿，又让我不知所措了。那时是不公布高考成绩的，所以填报志愿纯粹是瞎子走夜路。眼前是一张填志愿的表格，还有一张材料是招生学校的名称及专业、招生人数。我既不知道招生学校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只是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乱填一气。过了一段时间，与我一同上红榜的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我则是望断秋水，音信全无。高考，这个给了我巨大惊喜、无穷希望的考试，又让我陷入无比的沮丧与失落之中。后来上面又来通知说师范学院要扩大招生，问是否愿意填报师范学院。我当然是十分愿意的。想法很简单，迁出户口，跳出“农门”，当一个赚工资的人。有一天，妹妹打电话来说录取通知书已经来了，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院师资专修科”，中文专业，学制三年，报到时间另行通知。如同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当时我狂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可我是一个内敛的人，什么也没有表露，仍旧在工地干活。到了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以前无数次地设计过脱离“农门”的路，从未想到改变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如同睡梦中，却又是真真切切的。这样胡思乱想着，一夜未眠。

东方既白，收拾一下简单的行装，告别了工友，我就坐车回师桥了。之后就办团组织关系迁移证明、粮油供应关系迁移证明、迁移户口，这意味着从此我脱离了农民身份。可是，办好一切手续以后，报到的通知却迟迟不来。我等得不耐烦了，就又回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去了。但这时候我的心情是十分放松愉悦的，而且对这黄土地反而有一点留恋。因为我将永远离开这块耕作了八年的土地。

直到1978年3月，我们才到宁波报到。在我们等待的日子里，筹备组的老师们却在日夜奔走，招聘老师，编写教材，租借房子。到了5月份，学校有了一点眉目，就匆忙开学了。对我们这些经过十年浩劫、历经磨难的人来说，条件简陋不算什么，只要有书读就好，坐在教室里，就如同坐在天堂里。

吴利宏　慈溪市掌起镇退教协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