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高考的大哥们

董小军

2002年年底，我去北京参加新华社主办的一个会议。当天晚上，我们十来个与会者相约到住地附近的酒吧聊天。

在座同行中，有一位来自上海一家新闻媒体的编辑胡先生。与他闲聊中我得知，他是“老三届”高中生，20世纪60年代末曾到黑龙江支边。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的胡先生参加高考，幸运地迈入了大学之门。胡先生感叹说，高考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再过几年他就要退休了。

胡先生的经历把几个在座的年轻同行惊得目瞪口呆。显然，“支边”“恢复高考”“老三届”这样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但胡先生的故事却让我感到特别熟悉和亲切，因为我也是那年参加高考的，而且我的不少同学都有着与胡先生相似的生活经历。只是，我与胡先生年龄相差悬殊，几乎是两代人。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允许所有在十年“文革”期间毕业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这其中，包括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所谓的“老三届”高中生，“文革”粉碎了他们的大学梦。高考的恢复，让包括“老三届”在内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了一次重圆大学之梦的机会。但他们的加入，于我们应届毕业生却并非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将与过去12年所累积的所有毕业生们同场竞争，而其中的“老三届”们优势明显，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大都已完成了文化课程的学习，基本功相当扎实，远非我们这些在“文革”十年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时上学的初、高中生可比。

那年，我正在浒山中学（慈溪中学前身）读高中。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心中却有一种茫然感：以我们几近于空白的文化知识，又怎能迈过这高考之门呢？痛悔之余，那些成绩出众者自然就成了我们每个人崇拜的偶像。

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是位姓戎的代课老师。戎先生3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有点瘦弱，鼻子上架副度数很深的眼镜。他说话慢吞吞的，一口慈溪东部话中夹杂着明显的上海口音，看人时似乎总带着笑意，但我们读出的却是一种冷峻。关于戎先生，流传着不少说法，据称他祖父在民国时期当过大官，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戎先生聪明过人，“文革”前在上海读高中时成绩就数一数二。1966年戎先生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大学停止招生。之后他回祖籍慈溪务农，娶了一农家女子为妻，连着生了两个孩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家乡兴办中学，因找不到合格的老师，无奈之下只得让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戎先生代课，由于业务过硬，后来又被县城中学看中招了去代课。

当时，为准备高考，学校几乎每星期都要举行各课程的模拟考试，各地学校之间不但相互探听消息，还经常交换测试卷子。我们进行模拟考时，戎先生都会出现在考场。在向监考老师要上一份试卷后，他总会随意瞄上两眼，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察觉的笑。之后，也不急于答卷，而是先走到教室外面抽支劣质烟，回来后，再把试卷在讲台上摊开，靠着讲台答题，数理卷一般在三四十分钟内就能完成，每次都能拿满分。

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次高考时，理科成绩出众的戎先生报考的竟然是文科。年底，成绩揭晓，他获得全宁波文科头名（也有说为第二），因此引起了北大招生老师的关注。

但那年戎先生却落榜了，他所在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负责人以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由，拒绝在其政审表格上盖章。

转眼迎来了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心有不甘的戎先生再次报考，这次，他报考的是理科。考试刚结束，戎先生便做了一件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事情：他先是跑到省招生办，要求派工作组复核生产大队给自己下的政审结论；几天后，他又直接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方毅写信，反映自己考出高分，但政审受阻的情况。没想到，方毅真的亲笔给他回了信。如此，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考场外的风波》，对戎先生考得高分，最终因家庭出身和政审问题而无缘大学的情况作了报道。接着，中央广播电台、《浙江日报》转发了这则新闻，一时间，戎先生闻名全国。之后，便有消息传来，上级部门明确要求，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应一视同仁，着重看其本人表现，给他们上大学的机会。

就在戎先生为争得高考权利而努力之时，在浙江中西部的丽水城，我表哥也经历着与戎先生几乎相同的遭遇。1957年，表哥的母亲，也就是我姑母被错划为右派，从杭州下放到丽水劳动。“文革”时期，表哥在读了两年民办高中后便失学了，他先是到建筑队打工，后来到当地一家工厂当锅炉工。表哥天资聪颖，又极为勤奋。1977年，他报名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总分列丽水地区第15名，这个成绩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表哥也像戎先生那样，最终被卡在政审关上，痛失进入大学的机会。次年，他终于获得了再考的机会。

1978年7月20日（之后高考首日统一为7月7日，2003年后改为6月7日），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我和我的物理代课老师戎先生在浙东慈溪，我的表哥在浙西丽水，在这天一起迈进了高考考场。

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揭晓，我有幸成为当年慈溪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文科头名，戎先生则考得全宁波的理科状元。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戎先生先报考文科，再报考理科，成绩皆名列全市前茅。他似乎总在不断创造让人意外的故事：考出高分的戎先生填报的第一志愿却既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复旦、浙大，而是杭州大学。

当年国庆过后，我和表哥相约在同一天到杭大报到，我在中文系，他在物理系，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戎先生竟成了我表哥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们班里最年长的一位。我就读的78级中文系，共102个学生，是全省12年来所积累的文科生的精英，其中大多数人有过支边下乡、务农打工、到部队当兵等经历，还有的早已成家。而与我年龄相仿的60后应届生仅二十来人，同学中年龄最大者与最小者，刚好相差一倍。

如今，我表哥已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在杭师大担任物理系主任。有一年他来宁波讲学，晚饭后我陪他在三江口一带散步，看着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江水，不禁感慨岁月流逝之捷。我们聊到了戎先生，表哥告诉我说，戎先生入学时是班里的老大哥，基本功扎实，为人和善，很受同学尊敬。毕业后，他先是在宁波一家企业工作，之后，调到杭州一所高中担任物理老师。他课教得很好，深得学生和家长的信赖。戎先生退休后，还有不少了解他的慈溪老乡会带着孩子特意到杭州找他补习各门文化课以准备高考。戎先生生性乐观，经常说一句话，“达则兼善不渝，穷则自得无闷”，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真谛的人。

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我们国家开始一段新的历史性航程的伟大标记，而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则是改变其一生命运的关键之点。

董小军　1978年高中毕业，当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