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那时记忆

周永焕

又是一年高考季。当我目送学生们步入考场，看着他们年轻的身影、飘扬的发丝，思绪再一次回到了四十年前……19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首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作为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我恰逢其时，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四十年光阴荏苒，但关于高考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就如同发生在昨天。

“文革”后期时兴“社社办高中”，许多公社都办了二年制高中班。高中毕业后，农业户口的学生回村当社员，叫回乡知识青年；居民户口的学生也要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叫下乡知识青年。我属于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户口学生，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农村插队。

1977年下半年，正当父母每每听到谁家已经在给孩子张罗水桶扁担等插队必备工具，就忧心忡忡地念叨是不是也要赶紧准备准备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消息像一阵清风吹进千家万户，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迅速改变着被极左思想统治多年的校园。胆子大的老师搬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开始用“你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这样的话激励学生。

兴奋之后，严峻的事实摆在眼前。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高中师资力量普遍非常薄弱，要么是高中毕业的代课教师，要么是“文革”期间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或者只能找来非本专业的老师任教。即使是师资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也仅有少数几位是“文革”前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就是一位化学专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教课水平可想而知。为了备战高考，学校领导决心对师资进行重点调配，但全校上下居然找不出一位物理专业的教师，只能矮中取长，为我们配备了一名“文革”前毕业于某著名高校教育系的老师。

师资力量增强了，但复习资料奇缺，找遍书店也买不到一本。一筹莫展之际，有位老师想办法搞到一些“文革”前各省高考的资料，询问有没有同学的家长能帮助刻写蜡纸。我见过父亲刻写工作资料，于是不知轻重地揽下了这活，抱回了那厚厚一沓资料。此后数晚，看到父亲下班后伏在昏暗的电灯下一笔一画刻写蜡纸的样子，我不禁后悔自己的轻率之举。当我接过父亲终于刻完并用旧报纸包好的蜡纸时，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很快到了1978年，为了集中力量抓好高考复习，区里决定组织一次选拔考试，从各社办高中选拔一批尖子生集中到区里师资力量最好的学校进行强化复习。我有幸入选，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几十里以外的学校住校学习，也有幸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其中一位语文老师更是以他的教学艺术和个人魅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语文课上他一边深情吟诵着“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一边在黑板上信手勾勒，看似不经意的寥寥数笔，描绘出充满孤独与忧愁的画境，让我们沉醉神往。课后听同学说这位老师以前曾是报社记者，年轻的我立刻对记者深怀景仰之情。

集中复习的三个月虽短暂，但纪律严明，效果显著。清晨，体育老师组织我们早跑锻炼；晚上，任课老师都在办公室为我们答疑辅导；就寝后，校长还亲自巡视寝室，大声吆喝“学习要讲科学，打疲劳战不行”。话音过后，灯光灭了，一些同学开始睡觉，一些同学则钻进被窝偷偷打开手电筒继续战斗。

转眼就到高考的关键时刻了，考场外走动巡视的是穿警服佩手枪全副武装的民警，考场内坐满了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这其中，既有稚气未脱的应届生，也有被“文革”十年耽误了的历届生，报考人数很多，录取比例却不到百分之五。我母校78届高中两个毕业班95名同学中只有我考上了大专，公社领导将大红喜报张贴在大街上，一时我竟成了轰动全社的“明星”！

10月，当我满怀“天之骄子”的喜悦与激动来到位于三官堂的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时，心里却不免有点小小“失落”——说是踏进向往已久的大学大门，可学校连个围墙都没有，不远处就是一个名叫“双桥”的小村庄。“象牙塔”里一派田园风光，农民常常牵着耕牛大摇大摆穿过校园，教室窗外时常传来悠长的牛叫声。

尽管校园设施简陋，生活单一，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做作业，所谓的休闲娱乐也不过是傍晚结伴去甬江边散散步，间或看上一场露天电影，但我们都觉得内心充实而幸福！那时候上大学不用交学费，师范生还能享受国家发放的生活补贴，根据学生申报的家庭经济状况每月发给十几元不等的补贴和粮票、肥皂票、糖票、香烟票等票证。在物质匮乏、物价低廉，很多东西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十几元补贴和各种票证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能偶尔买点副食解解馋。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国家对大学生的重视，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晃到了寒假，大家都想早点回家。我们这些年纪轻的应届生第一次离家这么久，更是归心似箭。宁波市区的同学最简单，公交车解决问题；余姚的同学最享受，乘火车舒服便宜，学生票还能打对折；我们象山人可就苦了，路途远，车票贵，汽车票还不能打折。因为汽车南站车次少，回家当天我四点不到就起来了，冒着寒风去开水房打水冲泡前一晚买好的饭，换三四回水把饭泡得热乎了匆匆填进肚子，背上行李就去赶车。赶到车站天还是暗的，到家已是下午两三点，父母翘首期盼多时……

那年的高考，那时的记忆，历久弥新，镌刻在我们一代人的心中，难以忘怀。在“互联网+”迅速颠覆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生产方式的今天，我仍然会想，倘若没有改革开放，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还会徘徊在怎样一个闭塞落后的状态？所幸，我们生逢其时！

周永焕　宁波第四中学原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