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圆了我的大学梦

周亚珠

我出生在鄞州区五乡镇，祖辈都是农民。父母省吃俭用供我们4个姐弟上学读书，家境并不宽裕。在农村，像我一样的女孩早就赚工分了，可是我父母宁愿自己多吃苦，也决不让我放弃读书。1974年我高中毕业，但高考的大门早已关闭，我和农村的其他孩子一样只能回乡务农，上大学的愿望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对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而言，想要“跳出农门、跻身大城市、改变命运”，除了参军、上大学，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因此，读大学是许多人的梦想。

筑　梦

上大学，不但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父母的梦想。

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结束了推荐制度，正式贯彻“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这个决策就像一颗爆炸了的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面对父母殷切的期望，我谨记他们的嘱咐，翻出珍藏多年的初、高中课本和试卷，一边梳理知识，一边整理笔记，一点一点重拾当年学习过的各科内容。我读的课本是“文革”时期的教材，内容编排都带有政治意味，真正的基础知识很少。老师们为了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利用休息时间油印练习题和试卷给我们做。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物理老师吴启远、化学老师俞京芗、数学老师杨桂娣和曹鹏里，他们是我人生的引路人。这些注满老师们心血的一大沓试卷，是我高考复习的珍贵之宝。那时，我家聚集了十几个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大家一起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复习。有的同学家路途遥远，干脆就住在我家，晚上我们再一起复习到深夜……那时汽车少，交通主要靠水路，而塘河又是东吴到江东大河头的水上交通要道，鄞县好几个公社派壮劳力到我们五乡挖塘河。因为我家离工地近，一到晚上，家里就打满地铺，住了许多挖塘河的农民朋友。因此，那时我家既是农民工的旅馆又是同学们的课堂，这一幕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

追　梦

1977年，五百多万人抱着梦想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共赴考场，录取人数却不到三十万人。虽然是座“独木桥”，却浇不灭莘莘学子对这场考试的渴望。

在正式高考前的11月份，有一场初选考试，我们公社在中、小学的课堂都设了考场，两个人一张桌子，试卷则是用一种比较粗糙的纸张油印的。每个考场三个监考老师，前后各站一个，教室中间还有一个。通过模拟考试，提前感受高考，我们这些考生增强了心理适应能力，同时查漏补缺，为正式高考打下基础。一个多月匆匆而过，迎来了正式高考。我的考场在鄞县邱隘区校，离我家有10里左右的路。去那里的公交车很少，公路是3米多宽的碎石路，人们出行大都靠步行。爸爸考虑到我这段时间复习很辛苦，如果再步行去考试，身体吃不消，会影响考试成绩，于是决定帮我借辆自行车。当时有自行车的人家极少，父母思前想后，只有李阿姨家里有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是她在上海工作的爸爸买给她的。李阿姨听说我要骑她的车去高考，很高兴。于是，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推到家里。高考那天一大早，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来我家集合。我们7个同学约好，好不容易借到了3辆自行车，但是每辆自行车坐2个人，3辆也只能坐6个，还有一个人不能同时去。最后两个男同学提出：往返接送、轮流步行。我就自告奋勇先步行迎接男同学来接我，这样7个人终于到达考场。考场拉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党和人民的挑选”等横幅，四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喧哗。考生们排队走入考场，寻找自己的座位坐下，双排课桌上只允许坐一个人。两天的高考，我们都是一大早出发，等到天黑才到家，中午赶不回去，附近也没有饭店，午饭非常简单，都是父母准备的干粮（炒米、炒年糕干）等，在考场外面接点开水兑着吃。一吃完，我们就找个暖和的地方坐下苦读。

圆　梦

当时的高考成绩是不公开的，名单公布时我榜上有名，接下来的日子中是政审、填志愿、体检……最后我天天等待录取通知书。那年的录取率很低，考上的女生更是寥寥无几。正因为不容易，所以送通知书的邮递员也很激动，他把我的通知书送到大队部去了。那时我爸爸是大队会计，所以通知书一到整个村都沸腾了。通知书上面写着“宁波师范数理专业”几个字，盖着一个红公章。我终于如愿以偿跳出“农门”，从“穿草鞋”转为“穿皮鞋”，从拿锄头转为拿笔杆，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我们一起骑车去考的7个同学，只考进2个。我真幸运，恢复高考后我成了村里第一个圆梦的人。后来，我的弟弟也考进了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村里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夸我父母教育有方。

是邓小平圆了我的大学梦，也圆了我弟弟的大学梦，我们全家的大学梦。感谢邓小平，是他恢复高考的好决策，让我们姐弟几个从那片农村土地走出来，有了今天各自的人生舞台。

周亚珠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