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后一批知青到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

周善康

1977年7月，我高中一毕业，马上就陷入了学业已经结束，留城务工政策不符、下乡支农仍须等待的窘境。当时的政策和形势是这样的，大学停止招考已经11年，留城进厂务工有着严格的政策限制。有两个子女家庭的只能留一个，多子女家庭也得支边支农的要多于留城务工的。我家兄弟姐妹中我最小，留城的指标早已被哥哥姐姐们用完。剩下华山一条道，只能是上山下乡做知青了。那个时候，支援边疆建设已经不再组织，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基本结束，当知青也得靠家长单位与相关农村挂钩联系。离毕业还有好几个月，我就约上同学一起到了父亲的单位——宁波港务局，办理了相关的申请登记手续。局知青办公室主任叫我们耐心等待。

在家等候下乡支农的日子，我想尽办法找机会打工，在短时期内先后做过造纸厂化纸浆工、煤场装卸工。后经亲戚介绍，在宁波化工机械总厂做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将锻压后的钢锭用一根长铁钩钩到流水线上。每月工资大约是45元，所在街道扣去开票管理费后净到手的还有40元左右，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了。

忽然有一日，听说恢复高考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名状。宁波四中的领导和教师实在是敬业，决定给已经离校的应届毕业生复习功课备考。学校由此还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合格者才能进班复习。考虑到十几届学生一起考试竞争，难度很大，找一份工作也相当不容易，我就白天跟班学习，晚上再去上班。这样几天下来，人就明显消瘦了，记得老师还专门表扬了我。由于睡眠不足，经常是走在路上眼睛就想眯上。一次在睡眼蒙眬中右手臂还让火热的钢锭蹭了一下，创口感染发炎，留下小盅般大小的疤痕，至今仍依稀可辨。可能是参加高考的人数实在太多，市里还专门进行了一次选拔预考。预考入围后，我下决心辞去了那份临时工作，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

当时复习几乎没有什么辅导资料。记得我手头只有自己读过的初中、高中的教科书，外加一本哥哥留下来的没有封面的地理书。这样倒也有好处，基本做到了精读、多练，感觉效果不错。那次高考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些题目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忆犹新。参加高考不久，下乡支农的通知就到了。

通知是以喜报的形式发的，那是用一张大红色的16开纸印刷的，盖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大印。有意思的是，在其背面盖有“凭此证购买竹壳热水瓶一只”的便章，当时物资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在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是1977年12月31日，多少年以后才知道，这个日子就是我工龄开始起算的日期。我下乡做知青的去处是江北区庄桥公社第四农牧场。那时，场里的知青周转房正在建造中，我们这一批31个男知青全部住在一间仓库里面，大门外便是两排对称的猪圈。知青点有个小食堂，饭是用铝盒子蒸的，印象中菜好像每餐都是清水煮青菜、白菜，几乎不见一滴油星。由于是冬季农闲季节，工作基本上是挑土、锄地整理农田和田塍路。有时也被派到宁波酿造厂拉猪饲料，一般是两个知青一辆手拉车，早上从场里出发到位于江东南路的工厂，装上豆腐渣后已是中午时分，吃完中饭后再往回拉。虽然工作辛苦、生活艰苦，但这么多年轻人工作生活在一起倒也是“少年不识愁与苦”。当时想得多的是，最好能早点结束知青生涯，尽快返城工作。

知青生活刚开始不久，1978年4月便收到了省高招办的录取通知书。77级的学生1978年五六月间才开学，这也是非常时期的特例了。虽然是经扩招后被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院（后改称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但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当年，高考录取比率低，应届考生录取的尤其少，我就读的宁波四中一个班考进大学的就我一个。大学新生中基本是历届生，特别是“老三届”学生比较集中，一个班里应届高中生一般不过四五人。只有经历历史转折、生活磨炼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喜悦和价值。令人惊喜的是，作为师范生，我们一入学就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和每月18元的人民助学金。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历经曲折，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而缺少营养，中小学处在十年“文革”动荡年代而难以受到良好教育，毕业后务工抑或务农也是历经坎坷。但艰苦生活的磨砺给了我难得的精神财富。从此，不论在农村还是在西藏工作，我都能坦然从容地应对艰苦的环境、艰辛的生活、艰难的工作。同时，我又是幸运的，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机，在尊重知识的新时代赢得了先机，开始了我崭新的生活历程。

从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到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的经历，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至今想来，仍然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国家的前途走向是这样深刻地改变着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同样真实地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轨迹。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周善康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正局级干部，宁波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