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四十忆高考

周静书

年少时，连做梦都不敢想考大学，因为那个年代太特殊。

1966年我还没读完小学五年级，就遇上了“停课闹革命”，回村当上了“童农”。两年后总算盼到“复课闹革命”，通知我们这批小学未毕业的人上初中。没有课本教材，就读“红宝书”，学农业知识，还时常参加“大批判”。一年后就告诉我们算毕业了，回乡务农。我回村到了高山茶场劳动。1970年底，16岁的我代表茶场在全乡大会上介绍《顶风冒雪，战天斗地夺丰收》的农业学大寨先进事迹，村支书和乡党委书记大为赞赏，随即被推荐进县工农学校学农业机电。两年后我以“全优”的成绩结业。若干年后有人告知说，当时老师群里曾议论，要是在高考年代，这学生肯定上大学。1973年初，我进了鄞县高压油泵厂，从生产组长、车间主任干到厂部领导成员。却从来没做过大学梦。

1977年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10月21日，各大报纸发布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在全国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厂里的青年工人奔走相告。虽然我当时压根没想过去高考，但作为兼任厂共青团书记，衷心拥护党中央决策。于是在厂区里贴出了横幅标语：“坚决拥护党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并做好厂党组织参谋，让参加高考的青工们带薪脱产复习。这段时间我还在工余时间忙着骑上自行车为在几里外紧张复习的工友们送生活用品。那些复习的工友鼓励我一起去参加高考。我笑笑说：“你们都是高中生，我连初中都未毕业，怎么行呢？”

命运有时因偶然小事而转变。那时全国积聚了十一年五百多万的高考队伍，据说宁波地区报名达3.5万人，正式报考也有2.6万多人，于是宁波采用了初试和复试的方式。大概是1977年11月中旬，离初试还有一星期左右的时间，那天我值夜班，白天休息去附近中学看望初中时的老师。老师当时已调到这所完中任负责人，一碰到，他劈头就问：“你没有去高考复习啊？”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说：“您是知道的，我至今没有一纸文凭，哪有资格高考？”老师却鼓励说：“这次高考只要求同等学力，凭你实际知识能力，可以去考一下。我马上与县招生办联系一下，今天应该还来得及报名。”其实自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内心何尝不想去参加。但总觉得对自己来说高不可攀，好像古代考进士中状元。既然老师说可以考一下，我心存余悸地问：“报名要办什么手续？”我担心要亮“毕业证书”。他说：“交2张一寸照和5毛钱报名费，填张报考表就可以了。”就这样短短一瞬，我成了1977年五百多万高考大军的一员。虽不敢肯定，但我估计我是当年宁波地区26458名考生中最后一名报考者，或许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后一名报考者，因为一般考生都已经复习一个多月了。

报名后，我又犹豫了，这高考能去吗？除了小学时参加过学期考，代表学校去参加过专科竞赛，什么毕业考、中考都没有经历过，现在居然要参加高考，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在那个年代，我内心确有一种纠结，填各种档案表格“文化程度”一栏时，常常不知如何下笔。小学虽没毕业，却不甘心填“小学”；初中只读一年，哪算毕业？“工农学校”算什么？填“高中”无疑造假。要么这次去检验一下，看有没有高中文化程度？如果通过初试，今后就光明正大填“高中”文化程度。

厂里的人都知道我没有报名高考，再说厂长也说过，你不用去考了，即使大学毕业回厂，还要从技术员干起，还不能到现在的职务。所以，我想自己参加高考的消息在厂里要绝对保密，一不报告领导，二不告诉工人兄弟，更不在厂区里透露信息，万一名落孙山还可以顾全面子。于是只在业余抓紧时间暗暗准备。

听说考前有一次集中指导，我赶到了文科指导点。一看这个考点报考文科的有120多人，据说许多都是“老三届”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趁人都陌生就找个角落坐下，认真听了老师的辅导。老师们也很谦虚，说如何高考他们现在也没有经验，没有考试大纲，更不用说十多年没有高考了，这次会怎样考，希望考生们创造性地去发挥。真应了古人一句笑话：十年不去考，考场出青草。

我记得宁波地区初试，即“文化水平审核”，是11月20日，刚好是个星期日。早饭后，我怀揣入场证，悄悄地独自骑上自行车赶向考场。一股自卑感、自豪感在内心纠缠着，俨然奔赴人生的考场。当天上午第一场考语文，时间两个小时。试卷上那些考题现在大多忘记了，唯有作文题记得很清楚，是两个命题作文“十月”“怀念”，任选一题，体裁记叙文或议论文，不能写成诗歌，不少于800字。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考试经验，拿到试卷只顾埋头一题一题仔细做。当做到作文时，一看手表，只剩半个小时要交卷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胸口上。我急忙选题，一年前的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当即选了“十月”，飞快下笔：“艳阳高照的十月，是胜利的十月……”真是一边头上冒热汗，一边纸上笔尖“沙沙”响，争分夺秒抢时间，把平时爱好看报，组织共青团理论学习的看家本领全用上了。还未等填满全部作文方格，“丁零零”交卷铃声骤然响起，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当年最流行的那首《祝酒歌》歌词，信手拈来，几秒钟写上了结束语：“胜利的十月永难忘”。估计全文不到800字。连再回头检查试题的时间也没有，就匆匆交了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大考场，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好似上战场，至今历历在目。

等考完了数学，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了，因为连初等数学也没好好学过，我硬是用算术方式去对付数学考试，有些几何题无非在工厂生产计算中有过应用。所以考完我唯一的感觉是尽力了，不敢有什么奢望。

地区初试结束后，我就若无其事地重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了。十来天后，早上我刚到车间上班，住在镇上的一位工友兴冲冲地找到我问：“你是否去高考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一脸喜悦地告诉我：“大街上都贴红榜了，有你的名字，估计不会错吧？”我非常惊喜，不敢相信地点点头。趁中饭时间空隙，我骑上自行车飞快来到镇上老街的红榜前，一看共有三大张，这个考点通过初试的名单全部在列。一张是文科上榜名单，120多名文科考生剩下还有四十多位。看到自己的名字，我第一个念头是，从今以后至少可以认定自己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了，内心甚是欣慰。

消息很快在厂区传开了，工友们纷纷向我祝贺，鼓励我再去一搏，金榜题名。我当时摇摇头，告诉他们，我的目的达到了，到此为止。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大学殿堂高不可攀，更何况十多年高考大军聚一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谈何容易？结果一大帮青年朋友却把我闯过第一关引以为豪，一空就围拢来起哄，竭力鼓动我去高考：“那么多人刷下来了，多不容易啊，再去冲一下。”连镇上照相店拍准考证照片的师傅碰到我都一个劲鼓动。说着说着，几天下来我被周围热情的人们推动了，反正有资格去考，再去试试吧。

当时刚巧工厂生产很紧张，正在为海军702研究所军工产品配套加工，供给材料全部专供，不允许报废一件。我作为厂部生产质量组成员兼金工车间主任，丝毫不能疏忽。距全省统一高考12月15日还有半个月，为了工作复习两不误，我没有请一天假，有几次去听高考辅导，就把日班调为夜班。当时我兼任厂武装民兵连连长，为了不影响同宿舍工友，这半个月我搬到武器值班室住，与步枪、机枪、冲锋枪为伴，一人安静复习备考，没有干扰，有时彻夜未眠。那时年轻，精力充沛。人事一紧张，反而度月如日，一晃就到高考时间了。宁波的气候正当寒冬的季节，但一万多考生的心是火热的。他们内心十分感激党中央，给无论什么身份的适龄考生一次公开公平的竞争机会。考生年龄竟从20世纪40年代出生到60年代出生，真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正式高考那几天，我也没请假，还是把日班调成夜班，下午3点半考完，马上骑自行车返回，正好4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早上5点起床复习准备，8点多一点赶到考场，每天高考工作两不误。那时我们参加浙江省统一命题高考。第一场又是考语文，时间2个小时。我有了上次考试的经验教训，这次注意了合理分配答题时间，答基本题用了一小时多一点，留下50分钟左右写作文。

我清楚记得当年浙江省高考命题作文是“路”。这次考语文我还是有备而来的。当时党中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号召全国人民“新长征”。我考前构思过《征途》一文。所以一看题目，是同义的，有关论点、论据都适用，把所有“征途”一词换成“路”就行了。开头第一句就豪言壮语：“同志，你可知道，今天我们所走的路，是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道路。为了开辟这条路，成千成万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然后，“井冈山道路”“红军万里长征路”一直写到走新长征路，“不要埋头走路，要抬头看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等。今天看来纯粹是一篇政论文。我自认为那篇作文立意比较高，论据论证比较充分，还节省了5分钟时间回头来检查试卷，变得略有宽裕。

接下来史地、政治，也没有初高中的知识阶梯，全靠自己凭社会知识去对付。虽然那是书荒的年代，但我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工厂的书报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工厂组织青年工人学习，举办职工夜校，出厂黑板报，厂里的学习氛围很好，因此，尽管学校教育先天不足，但社会知识还是比较广泛。我记得史地考试中有一个名词解释：“黑水党”。“文革”刚刚结束，凭那个年代的习惯思维，带“黑”的自然是反动的，许多人会望文生义，解释为“黑帮”“反动组织”。高考往往考你知识基础扎实不扎实。我曾在地区干校团地委组织团干部学习班中接触过宁波近代史料，马上认定它是抗外反洋的爱国民间组织。又如地理，其中有一张局部地图，几乎看不出是什么地方。题目要求填写图中的主要城市名称。我仔细一看，有一个大运河终端的标志，眼睛一亮，这不是浙江省地图吗？况且东边是大海。于是很快把“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填上去了。这在今天看来，实在太简单了，殊不知当年有考生连“中南海”都会解释为“中国南部不大不小的海”，闹这样的笑话是不足为奇的。我记得还有一道考世界地理的美国地图，我硬是凭着懂得的一点世界知识去对付了它。

第二天碰上了最艰难的一关。上午考数学，一看到试卷，我一脸茫然。我连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都没学过，而当时高考没有选择题、是非题，全凭一道一道公式计算，你想蒙它几道也没戏。直到最后一道加分题有20分，我一看，这不是工厂机械加工中常用的求抛物线的计算题吗？真是“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用心地完成了这道数学题。后来听说很多考生这一题是空白。考完了全部科目，我几乎把脑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掏空了，确实是尽了“洪荒之力”。那时我们这类考生英语可以免试，不计总分。回厂后，工厂一帮贴心小兄弟还说，他们专程到考场警戒线外去观察我考试，说我始终没抬起头，一直在专心地做题目。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在那个场合，真是一刻值千金啊。

考完后，我不敢妄想进大学，因为大部分考生是要被淘汰的。后来知道，当年的录取比例全国是21:1，宁波是25:1。但奇怪的是，高考发榜的头天夜里，我还是梦见被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早上我还在睡梦中，被阵阵的敲门声惊醒了，住在镇上的同事兴奋地来报喜了：“大街上又出红榜了，有你的名字！”我看他样子不是在捉弄我，相信这大概是真实的。于是一骨碌起床，与同室青年工友们一道，骑上自行车奔向大街。一看我的考点文科上榜共有7名，本人名列榜首。这一刻，我终于感到梦想成真是有那么回事的。

没几日，一份报考志愿表送到了工厂。那次高考的考分是保密的，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当时填报高考志愿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也没地方请教，根本不懂志愿有梯度的报法，也没多考虑，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三所学校：第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三才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最后算有点理智，填上了“服从分配”。若干年后，我成了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在辅导学生填志愿时，老是把自己当典型案例，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当然也难怪自己当年盲目填志愿，在穷乡僻壤的沿海地区，既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更不知道上线名次，谁是神仙啊。

最后我被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李克强同志曾风趣地说，他是在田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我则是在车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我是所在报名点唯一的文科本科录取生。其余上榜文科生先后被专科录取或增招入学。

由此，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心爱的工厂，告别了我亲爱的工人朋友。厂革委会为我开欢送会，郑重地送给我一部合订本《毛泽东选集》；车间的兄弟姐妹们凑钱赠我好多学习用品。我上大学的第一篇作文是《华主席送我上大学》。

一晃四十载，高考1977，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开辟了我人生新的征途，我的事业所成一切源自那里。1977年高考，成了我和我这一代人永恒的珍贵记忆。

周静书　宁波市文联原巡视员。创作或主编30多部文艺作品，发表教文、学术论文100多篇；三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四、五、六届副主席，宁波市文联第五、六、七届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