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高考旧事残忆

夏谷鸣

2017年对于四十年前的我来说是那么难以想象的年份，而对已过认天命之年的我来说，四十前的那场高考已成了遥远的旧事残忆。

四十年前我高中毕业。当时国家还在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每个毕业生面临一个被“定向”的选择，或留城当工人，或去农村、边疆插队落户，我被“定向”为前途在广阔天地的支农，毕业后先在家待分配。其间学校给了我一个临时工机会，看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隔离审查”人员，工资八毛钱一个月。那时的人没有太多的想法，对未来大多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日子也就这样平淡地过去。大概过了9月份，社会上开始有传言，说中断十年的高考要恢复了，但谁有资格参加高考，众说不一，其中有说应届毕业生不能参加的。10月底的一天，学校通知1977年要恢复高考，我们77届的学生可以返校参加高考补习。

一、免费的“夜校高复班”

我的母校是宁波十六中学（现已不复存在）。尽管77届学生已经毕业离校，学校还是召集我们这些有意高考的学生“回炉”，组成一个免费的“高复班”，班主任是原来的语文老师周达章先生。语文、数学、政治是合班上课，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分班辅导，英语当时除了专业外是不作要求，所以没有单独补习。我一开始选择文科班，后来枯燥的记忆迫使我“弃文从理”。

老师们白天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高复班”自然变成夜校，除了星期日，都是晚上上课。学校集中最优质师资，方书记亲自负责“后勤”保障，他们放弃休息时间，为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的学生补习各门功课。我们77届的学习生涯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我们的基础无法跟“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毕业生）相比，学的物理、化学叫机电、农业，数学有制图，跟当时的实际生活倒是很结合，但学科知识根本没有系统。老师们真的辛苦，没有现成教材、资料，他们用铁笔、钢板刻蜡纸，一字一字刻写出来，再用油墨刷子一张一张印出来。纸张是紧缺物资，没有像现在的A4、A3纸，许多是用大张纸裁剪的。所以我们拿到的讲义、试卷往往大小不一，颜色常常是灰黄色的，而且很粗糙，但它却凝聚着老师们的心血和期望。白天，除了正常教学工作外，他们收集、挑选、编制各种练习、试题、讲义；晚上，他们讲课、答疑、辅导；半夜，他们阅卷、改作、备课。所有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我记得语文先生一天一篇作文，数学老师每日几份卷子，其他学科也是轮番“轰炸”。我们也是白天做各种各样习题，晚上囫囵吞枣听课，不管懂还是不懂，先全记在本子上，下课回家再慢慢消化。我和另外一个宋国勇同学还特别幸运，白天在学校看管“隔离审查”人员，有了一个可以随时请教的老师——我们看守的朱惠民先生。他是中文系毕业，后来在学校里教过政治。这样，看守者与被看守者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但也纯洁了。我要感恩的老师中也包括朱老师。

我们的“夜校高复班”日子整整两个月有余，直到高考……

二、“空前绝后”的1977年高考

1977年的高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一年集聚了从1966年到1977年共十二届学生，考场里有师生同战“沙场”的，有在农村边疆饱经风霜三十几岁的，也有我们应届十六七岁的，相隔一代，相差十四五岁。这一年全国共有570多万人报考，录取人数为27万多点，录取比例仅为约4.8%。但是570万是经初试淘汰一大部分报名者后的数字，要是照最先报名人数计算，录取率远远不到1%。而且当时浙江是高校资源比较少的省份，录取比例还到不了全国的平均。我们应届生录取比例又被框定在录取人数的20%之内，留出空间照顾历届生，所以应届生录取比例就更低了。这一年是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冬季考试，而且分初试和复试。初试在11月中旬，我的考点是宁波九中；复试是12月15、16日两天，我的考点在五中（现效实中学）。我记得较为清楚的是在九中考试的场景。

那天天气大好，气温很低。一大早，妈妈炒了一碗蛋炒饭，让我吃饱又吃好。蛋炒饭在那时，可算得上奢侈物。平时普通人家就是泡饭加咸菜或腐乳之类，有客人到访，孩子们才有可能享用四分之一根油条蘸酱油。享受了“高档”的待遇后，约上几个同学步行去城隍庙边上的宁波九中考点。考点的架势不比现在高考逊色。校门口几道警戒线，由民警把守，路边停放着救护车，周边有陪考的学校老师，也有少量家长，但远不如现在的壮观。一是那时大多数家长不会轻易请假来相陪；二是许多考生自己已是为人父母，不会让自己年迈的父母来相伴。校内通道两边彩旗飘飘，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也许是为了缓解考生的紧张心理，也可能是天气太冷的原因，考点为考生准备了各种活动器具，如跳绳、羽毛球、板毛球等。尽管大家都有点紧张，还是有人活动筋骨。进试场的铃声一响，大家走向各自的考场，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考试说明、分发卷子、填写信息、等候铃声……开考时间一到，大家都低着头，除了笔与纸张的摩擦声，周边世界变得悄然无声。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天气寒冷，更可能两者都有之，在头几十秒里，我握钢笔的手不停地颤抖。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现在想起，倒有几分温馨和美好。上午考试结束，陪考的老师们一边鼓劲一边提醒下午要注意的事项，目送大家回家。那时，许多同学到家后还要自己做饭，我属于幸运一类，家中有奶奶管理后勤。两天的考试就这样过去了。时隔四十年，具体考些什么，监考老师长得什么模样，同场考伴有哪些，都变得非常模糊。12月份的复试，唯一记得清楚的是作文题“路”，但自己写的是崎岖小路，还是康庄大道，与我以后走过的人生之路是否有相似之处，也记忆不清了。时间洗白了许多往事，留下的残忆便是积淀，难忘的是“空前绝后的1977年高考”。

三、“狗崽子”落榜又被扩招

我报考的专业是理化兼英语，当时省外院校到浙江招生人数很少，所以报的主要是省内几所高校。进入1978年开始等待“金榜题名”。大概是1月底的一个早上，不知哪个同学说录取名单已经张榜了。于是凑了几个同学一起去学校。走出家门时，爸淡淡地说了一句“有消息打一个电话到我单位”。十六中应届生录取名单张榜在学校传达室旁边，是一张对开的红纸。我从头看到尾，再从下倒看到上，没有看到“夏谷鸣”三字。当时，跟爸很淡的神态一样，我的心情很平，转身进入传达室，借用电话跟爸说了一声“没有”，就独自回家。其实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政审”，审查考生的家庭出身、三代亲属的历史成分的。高考申请表中就有一大栏，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再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要求写清楚他们的出身成分和政治面貌。填写时，班主任老师一再强调对组织要忠诚坦白，不得隐瞒，即使已故，也要写明白。我从未见过祖父和外祖父，他们早已过世，之前填表格都是“留白”。这次我想肯定不行，非得写清他们的政治面貌。在我坚持之下，父母才告知外公在土改时期被“镇压”了。孔家南宗家庙在浙江衢州，我妈出生在那里。她是孔子第75代嫡孙，我大舅孔祥楷先生是第75代嫡长孙。当年宋高宗在衢州给护驾南下的47代衍圣公孔端友一块封地，于是孔家有了南宗。家族是大地主，土改自然是对象。当填下“镇压”两字，一家人明白我也被“镇压”了。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批林批孔”运动还在持续，结果可想而知。后来从衢州亲戚那边也传来政审外调的消息。发榜的那天晚上，一家人吃饭异常的安静……我特别要感谢周达章先生，他挨家挨户走访了落榜的“狗崽子”，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要向前看，高考大门既然已经打开了，机会总会有的。

77届报考英语专业的应届生在整个宁波大市就我和好友王之光。他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考上了杭州大学英语系。春节过后，他就要赴杭城报到。那天我送他去火车南站，我们是走着去的。路上我们互相勉励，1978年再考，争取也去杭大英语系。嘴上是这样说着，心中根本没抱希望。1978年还会不会继续有高考？政审这关会过得去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此时我已经作了第二种准备，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随着春天到来，气候也渐渐变暖。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一天，周达章先生又来我家，说大学要扩招了，学校召集我们几个去学校填报志愿。在学校碰到五六个同学，有丁宁、顾玮等，都属于“狗崽子”类的。后来才知道，小平同志对大学录取中“唯成分论”作了批示，“拯救”了“狗崽子”们。所谓扩招，就是各院校挖潜力，采用各种办法，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被扩招的基本是走读生，或是去新办的专科学校。根据条件，我填报了在衢州的浙江化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化学专业和宁波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结果被后者录取。去还是不去？想着再考一次，可能会有更好的大学和专业，但政府的分配政策还在，只要我去念书，我哥就可以“支工”，当工人……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双赢”，这也是促成我一生从教的决定。

四、英语“家教”：王庆肇先生

77届学生英语水平普遍很糟糕。1975年“黄帅事件”在全国中学掀起“不学ABC，照样闹革命”，课堂上学的东西非常简单，大家也不会认真对待。我有幸遇到一位英语“家教”，我家邻居王庆肇先生。王先生1902年出生，二三十年代沪江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没几年就离职去了民国驻英国领事馆任职，英语水平了不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旧职人员，他被遣回祖籍，在宁波二中教英语，退休后在家，免费为有志青年辅导英语。当年宁波市英语方面略有成就的基本都接受过他的辅导。

小时候，大概还在读小学时，我对外国人讲话感到很好奇，经常问他“夏谷鸣”英语怎么说。他说也是Xia Guming。我不信，觉得他是在骗我。于是，就有了后来英语“家教”的事。他说可以教我英语，还让我约上一个伙伴。从那时起，我和同学王之光一直跟他学英语，一周一次。开始他自己编写教材，撰写在手掌大的“工作笔记”上，后来选用Essential English。王先生的方法就是大声朗读、背诵。他自己平时从小说中摘抄了大量的妙语佳句，黑色的硬皮本，一百句一本，有十几本之多。每天清晨起来，他的第一件功课就是朗读背诵这些妙语佳句，一本本轮流反复，年复一年，从未间断。他给我们上课，不管讲到什么语法现象，给的例句肯定是来自小说里的，真是神奇！可惜的是这些妙语佳句没有留下，但他留给我们对英语的热爱和四十年从教英语的扎实基础！

夏谷鸣　杭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国培专家库”首批专家，浙江省中小学外语教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