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益彰
1977年冬，在北大荒黑土地上耕耘了十年的我们从北京知青那儿得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将信将疑。后来消息越传越像，等到官方正式通知才觉得改变人生的机会来了，赶紧交了5角报名费报名（那时工资才32元）。白天要干活，只有晚上抓紧看书做题。可没几天，文书通知说团部来电话不让考了，5角钱也退还了。一瓢冷水从头浇下，凉到心里。也难怪，我们已是各行各业的骨干，这一走拖拉机缺人开、学校缺人上课、医院缺人看病、机关缺人办事……可不让我们考也不公平呀，如果考不上心甘情愿留下也没话说吧。指导员也无能为力，只能安慰几句。
十几天过去了，北京知青说“有戏了”。有人向国务院反映了，国务院要求东北农场总局服从大局，不知是真是假。我们多希望“有戏”啊！果然，没几天文书要我填张表交上5角，我说：“这5毛钱可别再给我了噢！”她说：“考上了出5元钱请客啊！”“当然，当然！”好事多磨呀！
这么一折腾考试日子很快就到了。临阵磨枪，不快也亮，败下阵来总比没上阵拼搏强呀！
赶考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连队特意开了尤特（一种胶轮拖拉机）送我们几个去团部。七十多里路，那天也冷得出奇，有零下二三十度吧。一路上坐在露天的车斗里颠簸，冷风像尖刀直剜骨肉，很快手脚失去了知觉。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挺住！当时我想，古代秀才进京赶考也没这么苦吧。不一会儿脑袋也冻住了，一片空白。于是，大家赶紧下车追车跑。这样坐坐跑跑好不容易到了团部中学，找到考场赶紧生火烧炉子，刚有一丝暖意，手指能弯可握住笔了，考试也开始了。
先考语文。还好，基础知识能对付。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稍构思一下，拟好提纲就下笔了。写着写着，没词了。平时自感写这种文章不敢说十拿九稳，可也不至于写不下去呀！是脑细胞还被冻着没活过来？这可是掌握命运的关键时刻呀！一急，头上竟冒出汗来了。要求不少于800字，看下标数还不到500个。只听考场里“沙沙沙”地一片“奔前程”声，我怎么被卡住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安抚下胸口，平静一下，别慌。看了下手表，还有十多分钟。这时有人问老师要纸，这家伙怎么这么会写，1200字的作文纸写完还不够？借我300吧，明天还你……别胡思乱想了，把文章从头看下来，思路有了，顺利写完。改了几个错别字，铃也响了。
唉，第一炮就哑了。别人喜上眉梢、口哼小调出考场，我是目光呆滞、灰头土脸。可不能影响下面的考试，忘了吧。
第二门政治，这是我感觉最轻松的。因为我在连队兼职宣传报道员，当时的套话大话是信手拈来，“新八股文”是再熟悉没有了。果真，这门课考得顺风顺水，可能成绩最好吧！
考数学底气十足。因为读书时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拿到试卷一看，都是熟面孔，一路顺利。正在得意，忽然杀出个“程咬金”——一道指数方程左解右解解不出！又是对数又是指数，有几项指数上有x，有几项底数也有x。先做其他题吧。等到做完别的题，时间也所剩无几了。难道考语文时的阴影又要重现？就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之时灵感来了。我才不管监考老师要大家把笔放下的命令，把解题步骤、结果验算舍命地一气呵成！这时铃声也刚好停下。我看了一眼监考官，他也正看着我。我想他如果判我违规，我可说铃声还没停，铃声停我也停，不能算违规吧。可他没说什么，是个有同情心的好人。这道题8分呀！可贵的8分。更可贵的是我感到好运来啦！
最后一门是物理化学。想想我读的高中是重点中学，理化又是我感兴趣的课，复习时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道硫酸铜试题让我想起当年同桌问我时的情景。唉，十多年后我又做这道题了，不同的是这次是在高考。最后一题是“夜间汽车行驶时为什么车厢里不要开灯？”我心里知道，但一时说不上来。写上又划掉，划掉又写上。真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可说不出。出了考场才想起，那是司机前面的挡风玻璃“平面镜成像”影响司机观察车前路况呀！（现在玻璃都斜装了）
号称“知识青年”，其实知识这么匮乏。若是再考外语，那真是要交白卷了。我多想能考上去好好学习呀！回到连队，乡亲们问怎么样，因为自己也说不清楚考得怎样，只能无言以对。他们以为我胸有成竹，不张扬，都说准备上大学吧。
真要走了还真有许多不舍：那乡情，那火炕，那片一望无际的黑土地，那20～30岁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到大学报到时才看到成绩，原以为考得最差的语文却最好，我猜想可能阅卷老师看长文烦呀，我这篇才八百零几个字，而且字也写得又大又端正，看着不累就少扣分了？真是世事难料啊。四十年前我以30岁的“高龄”参加了共和国历史上那场特殊的高考，幸耶？幸也！
夏益彰 宁波东恩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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