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一段轨迹

蒋学基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何况我已迈过了“耳顺”的门槛，可自己对什么是命运依然不甚了了。命运难以捉摸，但似乎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在哪个角落里看着你、候着你。命运的轨迹无法重走。命运其实是时势与个体的结合体，时势是命运的酵母，个体是命运的面粉。1977年的高考是我命运中不可省略的一段轨迹。

应该是1977年的秋天吧，我的知青生涯仍然像海塘内的大片棉花地一样望不到尽头，虽然村里的知青有的已经开始抽调回城了，可我隐隐感觉到公社和大队想把我一辈子都留在乡村学校当老师的意图。

一天傍晚时分，父亲拖着病体突然出现在我从教的乡村学校的陋室，给我带来了国家将要恢复高考的“内部消息”，要我早做准备。那时的农村打个电话和接个电话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父亲就赶来了。父亲是象山县丹城镇联合诊所（现为象山县中医院）的一个牙科医生，这消息是从一个当领导的病员那里听来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读到小学五年级，因为我爷爷过世得早，他就辍学，先学银匠后当牙医，也算初通文墨，对我喜欢读书一直还是鼓励的。记得我初中毕业那一年，县里高中停招，父亲和母亲商量后给我找了一个箍桶师傅让我去当学徒，由于我坚持要求在家待学，他们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那时给我的任务是每天为全家六口人买菜烧饭，我现在有一点点厨艺，也是那时开始学的。

得知要恢复高考时，我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已有三年了。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早一日结束既是知青又是民办教师的状况，抽调回城，至于上大学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父亲带来的消息重新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再次去读书的渴望。我就跟随父亲回城，把家里所有高中读过的课本带到我在农村学校寄住的逼仄小屋，暗暗地开始了漫无目标的复习。过了不久，我从《浙江日报》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接着以公社为单位接受考生的报名。我就到当时马岙公社（后叫岭南乡）党委委员也是马岙中学的校长黄岳祥那里报名。当时由于我离乡心切，担心考不上大学而错过了再次上学的机会，我就跟黄校长讲我就报一个中专吧。他看看我说，连你都不报考大学的话，那我们公社今年就出不了大学生了。他的话鼓起了我的自信心，就报了考大学的名。报名后回到生产大队，路上碰到大队书记，就把报名考大学的事情告诉了他。他有点诧异地说，考大学？怎么我们支部还没有研究你就去报名啦？我就把报上登的消息和公社接受报名的事说了一遍，他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第二天我把那张《浙江日报》拿到他家里给他看，他则说你其实不去考也行，我们去争取一个民办转公办的名额让你转为公办教师吧。我说还是要去考考试试。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根据县教育局的安排，我高中时期的母校象山中学要在全县报名的考生中选拔一部分人参加高考复习班。我们公社就分到两个名额，经过公社组织的考试，我和另一个知青来到象山中学参加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复习班。那时是按文理科分班，高考科目理科考物理、化学综合试卷，文科则考历史、地理综合试卷，其他科目文理科完全一致。我一开始报的是理科，也就分在理科班里。当复习进行到一半时，我们的语文老师胡庭容几乎把我的每一篇作文都拿到课堂上作为好文章讲评一番，为此我感觉似乎我考文科更有优势一些，尽管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记得高中时我对物理很感兴趣，毕业考试物理成绩是班级第一。那时我们的物理任课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罗民老师，他对我也比较欣赏。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文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喜欢看《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榜》《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也喜欢看《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现代小说。高中时我写过几首新诗，有的还被收入县文化馆编的集子里了。对文学的偏好和自己文科成绩上的优势最后促使我临阵改“志”，通过一系列的手续改报了文科志愿，把原来复习的物理、化学扔了，拿起历史和地理恶补。复习是紧张而又艰苦的。由于我家人口多房子小，根本没有条件让我安静地复习，最初我寄居在一个同学独居的一间房子里，白天还算安静，可一到晚上，不是聊天就是打闹。最后由我父亲出面跟我姑母商量到她家里复习。我姑母一个人守着一座有五六间平房的院落，她借给我一间偏房，我晚上复习常常与墙上的几只壁虎为伴。一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飞速过去了。

考试的具体日子我已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在冬天。我的考场设在象山西周的一所学校里。我从家里准备了铺盖，临行前我对父亲顺嘴说了句考试会紧张的吧，想不到我那当牙医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几颗“安定”，说是在考前半小时吃半片，我也就依计行事。后来我知道“安定”其实属安眠药一类，我至今也不清楚这药对我的高考是起了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反正考上了是硬道理。考后（有的同学说是考前填的志愿，可我已经印象不深了）让我们填报了志愿。那时志愿是在不知道考分的情况下填报的，再说分数也是保密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我报的三个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杭州大学中文系和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考试结束后，我又回到了马岙学校教书。后来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我的考分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是前几名的，又接到我父亲好不容易打来的电话，说已经被杭州大学录取，录取通知会直接寄到学校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着实高兴了一番。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在政审中出过一点麻烦，因为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代替我常年生病的伯父参加过保队附（相当于副保长）培训，拍过一张集体照，说是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名单是我伯父的，但集体照里是我父亲，那时的国民党地方组织还真有点荒唐。可这一历史问题压得我父亲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一遇运动就战战兢兢，我们这些子女也常常矮人半截。记得高中入团也是颇费周折，打了入团申请报告后，团支部几次讨论都因为我父亲的问题通不过，最后一年还是在班主任蒋克政老师的竭力帮助下才入了团。到了农村后，我是下了好好干的决心的，1975年4月份下来不久就参加了“双抢”。那真是披星戴月，劳动强度非常大。由于我对稻子过敏，双腿溃烂，整个“双抢”期间就用紫药水涂一下，照样下地干活。当了民办教师后，我在节假日还是坚持到生产队劳动，一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二是因为我从教的工分仍然是在生产队拿的，农民只有农闲而无假日，不去劳动心里也过不去。我还积极参加大队里的青年活动，交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从大队干部到普通农民对我的印象都不错。我还斗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隐隐感觉由于我父亲的那一点事，入党的事也就石沉大海了。回到讲政审，好在我的家庭成分是贫民，最后没有被刷掉，据说那年高考还是有一些人因为政审不过关而被刷掉了。

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在1978年的3月上旬，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离报到的时间已不远。我忙着与村干部、搭过伙的房东一家、学校老师和要好的几个农民兄弟、知青朋友道别，办理有关手续。记得那天到公社的粮管所转移粮户关系，所里的领导死活不同意办，说是办粮户关系不是每天都办的，要我过几天再去。可从大队到公社来回有十几里地，再说离报到的时间也不远了，自己还要回城办不少事，我就到了公社的办公楼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柳仁康副书记。柳副书记是个比较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干部的模样，清瘦干练。还是柳副书记善解人意，他陪我到了粮管所，着实把那负责人骂了一顿，好像听到又犯酒糊涂了什么的。那人只好很不情愿地给我转了粮户关系。

怎么搬行李回县城呢？又成了一件犯难的事。我想到了村里一个师爷式的人物，叫黄照耀，他高中毕业后曾到宁夏支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回到了生产大队。由于见过世面又有点头脑，他在大队里颇有影响力。他的大儿子由于成绩不理想担心考不进高中，他让我在暑假里帮他儿子复习，主要是复习数学和物理。在我的帮助下，他儿子后来考进了想进的高中。我就去央求他帮忙请大队的拖拉机手帮我运走所有在农村的行李和生产队批给我打家具的一些木头。临走前那天晚上，我在学校一位老师处挤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着拖拉机回到了县城。

赴杭前夕，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蒋克政老师与我及其他三位同时考进大学的同学一起拍了合影，这张合影至今夹在我的一本影册里。1978年3月8日清晨，我挑起一担行囊，走向汽车站，走向当时不可知的但现在看起来还算明朗的命运。

蒋学基　宁波象山人，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现为浙江省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