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褚树荣

早春二月，老式汽车把我们载到丹城车站，接引我的是一辆当时常见的机动三轮卡。跟我一起爬上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知道我是宁海的“小老乡”以后，说自己也去“舫前”（学校所在地）。我说你们是送孩子上学的吧，孩子呢？夫妇俩笑了：“小老乡，我们是你的同学啦！”

望着头发见白的同乡“同学”，我颇感意外：有这样老的同学吗？很快，这样的意外越来越多。新生见面会在教室里举行，一个脑门发亮、背微驼的老“教授”进来了，一个架着眼镜、徐娘半老的优雅“教授”进来了，一位头发微卷、学者模样的“教授”进来了……他们在我的注目礼中，都毫无例外安稳地坐到了我的后面。这样的惊诧持续了好久，我才知道，我们的“大学”是没有教授的，而原先被我目为“教授”的，都是我的同学！他们辍学、串联、下乡，十年“文革”，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给他们烙上了不同的身份印记：知青、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农场工人以及带着党员称号的生产队长……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老三届”。多年以后，一位“老三届”同学忆及这段经历，百感交集，一声长叹：“书生老去，机会方来！”

是啊，书生老矣！当年风华正茂的学生，已近挈妇将雏的中年了——有好几位同学是带着老婆孩子来上学的。而我们几位应届生，在上课的间隙，还操着橡皮弹弓满校园追逐九龙山上下来的青春小鸟呢！当“老三届”们在寝室里聊起风花雪月、男欢女爱时，我们几个探头探脑想得到一些“启蒙”，但总是被善意地支开：“大人的事情，小鬼走一边读书去！”

读书去！这是多么难得而侥幸的机会啊，在荒废了整整十年之后！如果没有时代大转折时期邓小平的复出，就没有1977年8月那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如果没有这次座谈会，查全性、温元凯等学者就没有机会提议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如果没有这样的提议，又何来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当场拍板？其实，1977年的高考方案已经根据往年“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定下来了。如果1978年的招生办法依然恪守“十六字方针”，我们这些人会在哪里呢？没有例外，我们将仍然在“广阔天地”的农场里，在“斗私批修”的工厂里，在走南闯北的手艺人的队伍中，然后，娶妻生子，逐渐老去，就像一颗尘埃，湮没在“祖国河山一片红”里。

现在，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招生方案要弃旧换新怎么办？1977年可以推迟高考！十年“文革”，文化课荒废了怎么考？重点考语文和数学，文科考一点政史地、理科再考一点理化，外文可以不考！“老三届”将近中年可不可以参考？不但可以考，而且不管社会青年还是应届学生，不管是“五七”学校还是普通全日制中学，不管是上山下乡还是在城市待业，不管是小学毕业还是高中学历，不管是官宦家庭还是农家子弟，只要有“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统统都可以报考！机会面前，人人均等！这样的决策，只能属于百废待兴、万众向上的70年代末！据说，当年邓公在座谈会上拍板时，在场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当场“泪崩”！恢复高考成为古老的北京城一时的街谈巷议，人们欢呼雀跃！可以考大学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还在宁海县一个云雾缭绕的山顶上，那是一个叫“山马坪”的茶场——东岙公社“五七高中”。冬末的山风夹着雪霰吹过来，让我们既寒冷又兴奋：我们可以考大学？而且不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站在“高高的山冈上”瞭望，三门湾旗门港逶迤东去，天台山括苍山重峦叠嶂。天地之间的少年惝恍而迷离：我们可以从“穿草鞋”到“穿皮鞋”了？

宁海县教育系统很快做出回应，组织1978年高考集训。要知道我们的小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初中两年批“孔老二”，高中两年学习“三机一泵”。这样的学业水平竟然要去考大学？所以教育部门很快就在五个公社的“五七高中”中通过考试选拔了一班文科班、一班理科班，集中到区里学习三个月。

集训班办在一小学的院子里。那棵常绿的柚子树旁的老井，让我们“饮水思源”，厢房二楼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就是我们席地而眠的大统铺，几十副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学生课桌，武装了我们的教室。教数学的金老师为了鼓励我们的自信，眉飞色舞地讲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头发铮亮、裤腰齐胸的叶老师徒手在黑板上画出赤壁之战的形势图；齐耳短发的陈老师和脑门发亮的顾老师教我们划分主谓宾和定状补……白天，我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漏掉考试要点！晚上，我们在操场的月色里背诵“明月几时有”，在同学的梦呓里辨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在“深挖洞”的标语下面，温习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美芹之献，在雪花飘零的时节，背诵77届老乡林吕建的高考满分作文《雪中红梅》。短暂的三个月集训很快过去，1978年的那场高考来得有点快，当我还没有明白“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时候，《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已经赫然出现在高考试卷中——当年的作文居然考缩写！既不知缩写为何物，速度与政治的关系离我们又太远，于是东抄西摘，懵里懵懂地交卷，“明月”和“红梅”当然是白白背诵了。

不但白背，语文成绩居然不及格！但颇具喜感的是数学竟然考了班级第一名！更具喜感是，当年高考语文不及格的人，居然成了语文特级教师，此是后话了。可能是生源青黄不接，也可能是教育百废待举，我们一大批人被扩招了。要知道，1977年全国570万考生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不到5%，1978年经过扩招，610万人只招录了40.2万，录取率约6.6%。相比于现在动辄百分之七八十的一本率，当年能够接到“浙江省招生革命委员会”的牛皮纸信封，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怀抱着“光荣与梦想”，有点欣欣然，又有点怯生生。就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早春二月，我登上了去丹城的老式汽车。饶有意味的是，地处舫前的校门挂着几块牌子：“象山教师进修学校”“象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宁波师范象山分校”“宁波师专象山教学点”，我则是属于“教学点”里的“小鬼”——那年，我的实足年龄只有16岁。其实，当年很多大学生都是像我这样的“小鬼”。父子齐上场，师生共考卷，在1977、1978、1979三年的考场中，是常见的景象。后来社会学研究者把这三年应届考入的大学生称为“新三级”，以区别于“老三届”。作为“新三级”学生之一，我领来了平生第一个学号：22号。多年以后，我偶然在乡下老家看到当年教学点发的搪瓷脸盆上的“22”号仍然鲜红，脸盆上种的韭菜郁郁葱葱，不禁感慨莫名。后来当我意识到那个脸盆可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的时候，韭菜和“证据”一起在世上消失了。

时光蔓延，湮没的不仅是22号脸盆，还有当年留下理想与激情的“教学点”——两年前，我借出差象山的机会，一个人拐进了当年的“校园”。

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淡淡的香火味和油菜花芳香弥漫在早春的空气里，“智门禅寺”四个敦厚的大字在初阳里熠熠生辉。世事如转轮，沧海变桑田。“五代古刹”智门禅寺成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短短四十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退出了历史舞台，智门禅寺依然晨钟暮鼓，香火缭绕。从门口的照壁一直朝里走，旁边零星活动着上香的信女，还有年轻的和尚。这块静修之地，曾经接纳过来处不同、口音不一的众生，他们抓住了那个时代公平均等的机会，成为所谓的“天之骄子”。就是这个智门古刹，曾经活跃着一群“年轻朋友们”，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有着舍我其谁的社会使命感，最后带着理想与激情、浪漫和诗意从这个青山隐隐、书声琅琅的九龙山下走出，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见证了世道人心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都是我身边这些善男信女所不知道的，但是智门禅寺前边的两排古柏知道，水光潋滟的后山水库知道，九龙山纷披的翠竹知道，潮涨潮落的象山港知道。

坐在后山水库的堤坝上，林涛渐息，鸟儿无声，钟鼓不响。我拿出手机，打开当年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把音量调到最大，一时间，智门禅寺的后山，飘出我和我的手机的合唱：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

褚树荣　宁波市享受教授级待遇中学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现任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