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第街忆潘氏洋服世家

广州洋服数高第，潘氏世家有“海归”。

传世更添元帅服，“元发”“美利”手工威！

高第街

清代时，今高第街与高第西街仍是连在一起的。直至1919年开辟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高第街才被划分为高第西街与高第街。清末民初，高第街的服装店就远近驰名，而高第西街是广州洋服世家发轫之处，今已鲜为人知了。

晚清，时称“洋服”的西式服装已开始在广州流行，到民国初期，更是达官贵人爱穿的服装。当时缝制高档洋服最有名的是高第街的元发洋服店。而要探究该店的发展历程，则要从南海潘氏家族于高第西街开设的永和祥皮草店谈起。

光绪十三年（1887），潘荣照在高第街西段（今高第西街）开设永和祥皮草店。潘家祖籍南海西樵银塘乡（今丹灶镇银河乡），世居广州。皮裘服装俗称皮草，是清代达官贵人的高档服式，手工工艺要求很高。潘荣照的制衣手艺乃家传，其兄弟潘维照、潘瑞生、潘森甫也是制衣好手，众兄弟把永和祥皮草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因广州天气比北方暖得多，皮裘长袍终不能成为畅销品。于是，潘氏兄弟中有的便另辟新潮产品，以作发展。

潘荣照继续经营永和祥皮草店，后来由曾就读于两广方言馆的长子英元，及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次子聪元（后改名仲元）接手，一直经营至1930年。潘仲元于1956年被广州市政府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

由于晚清学习西方军事建立新军，西式军服成为制衣业的新潮产品。因此，潘瑞生离开永和祥皮草店，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高第街东段开设新发军服店。潘森甫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惠爱街（今中山五路）开设人和军服店。这两家军服店（后来都改为洋服店）一直经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又由于洋服（广州人后来叫西装）渐为新潮青年所喜爱，潘维照也看准时机离开永和祥皮草店，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兄弟合资在高第街宜安里口创办元发洋服店，其兄弟厚照、吉照均是店中得力助手。潘维照还派儿子礼元、应元、辉元及侄儿善元，分别到日本、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学习洋服工艺，学成归国后均成为元发店的高级师傅，店中师傅还有维照的另两个儿子参元、禄元及侄儿享元等几位同宗兄弟，元发店成为清末民初广州洋服行业的翘楚。民国初期，众多军政要人常到元发店定制洋服，富商巨贾更趋之若鹜。潘礼元在行内被誉为“洋服状元”，其裁剪工艺到20世纪80年代初尚有口碑。

民国时期的广州服饰中西并存

潘维照的四子应元（1891—1957）也是“海归”师傅，他于1915年离开元发店另立门户，在永汉路（今北京路）与泰康路交界西北角的五层楼房中，与兄弟合资创办美利洋服公司。应元主管技术，其兄参元主理财务。该公司一楼是店面，二楼以上是工场和员工宿舍。他们沿袭了元发店的优良传统，工艺制作、服务态度及店面装饰均属一流。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其宣誓就职所穿的大元帅服，就是在美利公司定制的。潘应元亲自为孙中山量身、试衣，并监督缝制等工序，大元帅服肩章、绶带、袖口上的金线绣则由其妻子陈赐欢及妯娌们绣制。据说这套大元帅服原物如今放于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其复制品则放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展厅中。

还应一提的是，潘应元从1912年开始，便在广州市女子职业学校（在今教育路与西湖路交界处）任缝纫专业教师，直至1927年。

可惜的是，美利洋服公司于1927年毁于火灾。1928年，潘应元东山再起，在大南路近永汉路口处开设明星洋服店，曾为位于南堤的“广东省银行”批量制作员工制服，而制作新式婚礼服更在行内闻名。当时潘应元还联合酒楼、照相店、出租汽车公司、洋乐队、花店等，实行“婚礼一条龙”服务，可说是创新之举。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占时，明星洋服店毁于战火。此时，潘氏族人经营的永和祥、新发、元发等高级制衣店亦已歇业。为维持生计，他们从此转向多种形式服装的经营，连低档服装、修补改业务也来者不拒。仅有潘森甫之子敏元于1937年把人和洋服店迁到香港九龙才得以幸存，后来由其子伟洪接手，一直经营到20世纪60年代。

广州沦陷后，潘应元一家辗转流落于肇庆、德庆、郁南一带，生活艰难。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广州，一家人仍以车缝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潘应元的子女、媳妇均是服装厂或被服厂的员工。次子潘炽棠与妻区淑贞1949年在连新路开设车缝夫妻店，并于1953年办连新裁剪车缝学习班，夫妻二人担任老师，一直经营到1956年组建合作社时期。合作化后，潘氏家族近十人在广州的制衣合作厂社中工作。潘炽棠先后在第六缝纫社与冠洋、东英、向阳、工农等服装厂社及广州服装工业公司任干部，1987年退休。2011年，他回顾从永和祥皮草店起，潘氏家族几代人就有五十多人从事高档服装业，至今已七八十岁的仍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