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巷曾有广州诗钟社

良田莫种西周粟；

友好犹存北宋花。

这副看似对联的文句，实际上是一联“诗钟”，题目是《一唱：良·友》（意思是把“良”、“友”二字分别嵌于上下联第一字的位置）。这副诗钟的作者是一位爱国诗人，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后，他借诗钟活动之机在广州市区中心大街上贴出这副作品，含蓄地唤醒国人莫当亡国奴（句中“莫种西周粟”，隐喻决不因生计艰困而事敌），结果遭汉奸文人告密，竟被日军枪杀。老一辈广州文人也不记得诗人的名字了，但却记得越秀区书同巷曾有广州诗钟社。

书同巷位于海珠北路西侧。清初驻粤八旗兵右翼官学在此地开办，后来改作满汉八旗义学，再后改为明达书院。北方来的士兵初称此处为书院胡同，后来的住户简称为书同巷。这条颇有书香味的小巷，曾是广州诗钟社的旧址，许多爱好诗钟的文士多聚于此。

诗钟又称羊角对、折枝诗、雕玉双联，始于乾隆时，盛行于同治、光绪年间。清代训诂学兴盛，文人爱炫耀自己读书多，故多用典故的诗钟形式遂成为文士喜欢的文学活动，时有创作诗钟的雅集。雅集时，桌上放着铜盘，铜盘上方用线吊着一块玉石，横系一枝香与线相交。公布诗钟题目后把香点燃，爱好者们便纷纷构思作品，当香烧至与线相交处，玉石跌下铜盘中，响声如钟，便是爱好者停笔交卷之时。随后由评委评卷，公布优胜者的作品，再由大众一起欣赏品评，并发奖品，以后到一定时候，还出诗钟作品集。

诗钟题目有分咏、嵌字两大类，嵌字又分许多格，如上下联都嵌于第一字叫“一唱”，嵌于第二个字叫“二唱”等。作法有白描、用典、集（古诗）句三类。技巧繁多，一时难以说清。

江孔殷像

吴道镕像

广州地区的诗钟活动盛行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至清末民初仍有不少爱好者。当时广州的惜余吟社常举行诗钟活动，发起人有刘谦一、汪兆镛、黄绍屏、王亦鹤等知名文士，曾印行《惜余吟社诗钟集》多辑。20世纪20年代初，江孔殷、吴道镕、徐信符、陈融、石光瑛、邬庆时等知名文士，成立以诗钟创作为主的“广州诗钟社”，社内被公认为诗钟好手的就有十多位，至广州沦陷时，因社员四散才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吴彦伯、胡伯考、黄秀樵等人重组广州诗钟社，诗钟雅集一直活动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社员有数十人，诗钟社的社址在书同巷一位社员家中。于是，书同巷时有诗人的身影和品评诗钟的笑语声。其中最突出的是住在文明路的邬庆时，可惜的是他的诗钟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部毁掉。

邬庆时（1882—1968），民国时知名方志学家，《番禺县续志》的六位分纂之一，后来主修《宝安县志》、《中山县志》、《茂名县志》等多部地方志。他的方志理论集中载于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志序例》中，到当代仍有借鉴作用。此外还有《半帆楼诗稿》、《番禺隐语解》、《经学导言》等28种著作。

1956年，书同巷的诗钟社停止活动。但诗钟爱好者仍有不定期聚会，邬庆时等诗人多在文明路的明珍茶楼聚会，或切磋诗词，或推敲诗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诗钟声沉影寂。直到改革开放后，先是荔苑诗社于1987年重开诗钟讲座，随后，住在文明路的黄雨领导的广东楹联学会在上巳节（三月初三）举行大型诗钟创作活动。1991年7月，广州电视台《七彩羊城》栏目专题介绍广东楹联学会诗钟雅集活动，诗钟重新为人们所认识。2010年9月，番禺陈铭新主编的《番禺历代名人对联集》中，收录有民国到当代的六百多副诗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