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儒家文化的传播

（一）对儒家道统的承续与弘扬

士人之所以被称为士人，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同儒家传统价值观，受到“修、齐、治、平”的熏陶。从文化学上来说，儒学使士人在社会上确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分散的社会个体获得优越感和归属感。但这种优越感和归属感必须基于社会外部力量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可和追随，方可获得。因此士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宣扬儒家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而主掌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传统的士子们多以“明道”“弘道”为己任，对他们而言，古代中国有一个永恒的“道统”传承体系，“道”明则天下太平，“明道”“弘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为“道统”？“道统”一词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最先提出，但道统说的最有力提倡者是唐代儒家学者韩愈。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儒家此道有一个传承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7]。这个传承序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道”是儒家恪守的核心价值，用一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用两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用五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礼智信”，这三种表述之间的关系，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只是“理一而分殊”而已。^[18]其中，仁是基础和根本，贯穿于其他价值和德目。“统”则是传道的人物谱系，孔子谓“人能弘道”，朱子弟子黄干谓道“待人而后传”，这一传道谱系便是在儒学历史上起过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圣贤和大儒。对今人而言，“道”是我们传承和弘扬的崇高价值，“统”是我们自觉弘道的使命，无论我们个人成就大小，我们自觉去担负弘道的责任，努力完成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发展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

在书院大师看来，书院教育必须担负起培育人才、发明圣道、接续道统的重要使命，这是书院教育的根本目标。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最终目的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19]南宋理学家袁甫在作于绍定六年（1233）的《象山书院记》中明确表示，创建书院的目的就在于发明圣贤之道，他认为，三代以后学道沉溺，创建书院是为了振兴儒学，讲明圣道，即所谓“书院之建，为明道也”。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书院教育家张栻认为，设立书院绝不是为了给士人提供一个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了给生徒传授求得文辞之功的技巧，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在重修岳麓书院时所作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写道：

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20]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慈湖书院记》中称：“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恃以不坠。”书院的使命是“接续圣道，成就人才”，“弘扬儒道，讲明正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科举功名的以“明人伦”“赞化育”“参天地”为目标的文化理想。明代弘治年间，陕西三原士人王承裕等建弘道书院。书院以“弘道”为名，所表达的正是此意。“夫能此之谓弘道, 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怀之，在谨独。吾性既尽，然必尽人物之性。至于赞化育、参天地，乃为弘道之极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独以学业为务，以科目为念，以功名显达自期待，毁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则安用此书院？”^[21]

书院对儒道的承续和弘扬，还可以从书院规章制度中窥见一斑。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了培养生徒道德主体人格的“三要”：其一为“修身之要”，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二为“处事之要”，要求生徒正确处理好义利的关系，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三为“接物之要”，要求生徒对此对彼一视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2]以上规范化、程序化的院规使发明圣道和传承圣道的宗旨对于书院而言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曾任教于诂经精舍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始于宋时。所以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顾姓名精微之理，即寄于圣贤经传中，必先析疑辩难，而后至当不易者使出，于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无戾于古昔圣贤之所授受。”^[23]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就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

从历代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书院创建的时代、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创建的缘起、过程各有差异，创建者的身份、学术建树及特点也大相径庭，但各个书院都把明圣贤之道、扬孔孟正学、行社会教化、讲道和传道作为办学的根本宗旨。

（二）对儒家学术文化的传播

儒、释、道在历史上一度并列为社会之文化主流，宋代以后，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中国古代书院虽然有很高的学术自由度，但书院的一大特征是其学术倾向往往与讲学者或山长的学术流派密切相关。在儒家占传统教育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王守仁与姚江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等。这些书院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也为儒家学术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对于书院而言，讲学是传播儒家学术文化、培养人才和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书院在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学术研究为主轴。”^[24]许多书院人才济济，他们或在院内潜心钻研，或与不同学派及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学术辩论。讲会（又称会讲）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书院讲会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朱熹与张栻的“岳麓之会”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讲会活动，它与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人在江西信州的“鹅湖之会”（淳熙二年，1175年），以及陆九渊与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义利之辩”（淳熙八年，1181年），为史上著名的三大讲会事件。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学术辩论与交流都发生在书院，这足以说明书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又有巨量的藏书资源，这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院虽然各有所属的学派，但殊途同归，大多以传播孔孟之道为己任，维护传统道统为底线。正如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所指出的那样：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25]

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两者紧紧结合起来，一方面，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这既提高了生徒钻研学术的能力，又培育了学术种子，壮大了学术队伍。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推广了书院的学术成果和各派的学术思想。以象山书院为例，陆九渊向弟子传授陆学后，其门人积极宣传师学，如杨简在碧沚书院讲学，袁燮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沈焕在月湖竹洲讲学等，扩大了其学术影响。又譬如清代学者黄宗羲，他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讲学内容，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浙东经史学派，并把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大多数书院还致力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以儒家道统对社会进行教化，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26]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27]。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三）对儒家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28]。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如清代河南书院保存了孙奇逢300多万字的多种著作。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这对于清代乾嘉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如清咸丰年间，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29]再如同治年间，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