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史称“庆历五先生”）是浙东新儒学学统的最初代表，是“浙东学术”的开山之祖。全祖望曾自豪地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而吾乡杨杜五先生者，骈集于百里之间，可不谓极盛欤！”[6]毫无疑问，“庆历五先生”是明州最早主动切入中原儒学精髓的先锋，开启了宋代儒学明州地域化进程的端绪，他们的学术思想深受胡瑗“明体达用”之学的影响，带有强烈的笃实品格，他们把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通过书院讲台植根于明州地域，流入明州地域主体的血液中，成为明州学术文化的全新生长点，宁波学术和文化得以发端。
宋代宁波的书院始创于庆历年间，“庆历五先生”首开讲学之风，曾“就妙音院（在府学西）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宗之”[7]，其后多创书院（时称“居”“讲舍”“堂”等），收聚生徒。五先生以楼郁名气最大，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建鄞县县学，延请楼郁执掌“县庠”，后建郡学，又请楼郁教授郡学。之后，楼郁在月湖柳亭设楼公讲舍授课（后为城南书院），后迁入月湖竹洲，前后长达三十载，培养了诸如丰稷、罗适、袁毂等一大批学子。全祖望有诗云：“在昔楼评事，于此辟榛荆。中有袁光禄，实为都讲生。评事既徙居，光禄乃绍承。薪传历三世，硕儒大其声。”[8]王致与同郡杨适、杜醇为友，在鄞县桓溪庄家（即今云洲庄家溪）隐居，因他的讲堂名鄞江书院，世称鄞江先生。王说在鄞县西35里武陵之村，将旧宅“酌古堂”（在泥峙堰下，陶家埠东）改建，用以教授乡里三十余年，“间从游问道者，望暮景附，人因号为‘小邹鲁’”。王说又置廪田“以养从游之士者”[9]，熙宁九年（1076）其孙王勋上其事于朝，授御书“桃源书院”额。
除楼郁外，其余四先生皆以耕种养家，生活都不富裕，但不失颜回的风范，以“疏食水饮、箪瓢陋巷”为乐。他们都以教育为主要职业，这反映了宋初学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特点。他们的师承不明，但受过的学问教养都是修己治人的儒教伦理，如楼郁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曾反复阅读过，明其源流，在宋代最早认定董书非伪，故称其为董学私淑也不为过。从他们的经历看，在官办学校执教过的仅有杜醇、楼郁两位，其他三人仅以私学师表后进。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直接将他们推向社会，他们遂成为明州地区教育的中坚力量。可惜的是，五先生的著述已全遗失，现在已无从全面了解五先生的学术思想，但从后人对他们言行的传说和著评，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胡瑗思想颇为契合。
“庆历五先生”讲授的是儒学中的经史有用之学。他们在心里是尊重佛教的，但在教育内容上，却“黜浮屠老子之说”[10]，坚决地传授儒学，讲贯经史有用之学，以儒家经典的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本之以孝弟忠心，维之以礼义廉耻”[11]。《鄞塘楼氏宗谱》亦记载楼郁“讲解去取，必当于道德之意”。若从全国范围来观察，其实这不是明州一地的文化现象，而是反映了时代变化的历史趋势。日本学者佐藤仁认为：“这一现象是从中国社会的中唐时期开始萌生的，即从神秘的咒术性宗教（佛教和道教）为主导的政治形态向现实的合理的科举官僚（儒教）为主导的政治形态转化。换句话说，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趋。”[12]当时欧阳修等人掀起的庆历思潮，“锐意排除佛教和谶纬思想”，“认为唯有圣人之道是创立新时代、施行改革的指导理念”，可以说“庆历五先生”的讲学内容正是这股强大的庆历思潮波及地方的结果。
“庆历五先生”的治经方法与新儒学相一致。杨适“治经不守章句”，杜醇“笃志穷经”“理学造韩王之奥”，楼郁“学以穷理为先”“病汉儒专门之见”“其讲解去取，必当于道德之意”，[13]都说明他们突破了汉唐以来唯守训诂章句的经学樊篱，致力于发明儒典精义，这与胡瑗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破碎不足道”的“以义理解经”的方法是一致的。清人黄以恭《庆历五先生咏》称杨适“治经鄙琐碎，悟道极高明”，杜醇“经史百家书，一一探其奥”，楼郁“发为文章，贯穿浃洽，务极于理，非特不投时好以苟射声利而已”。[14]就是说他们为文是为了探索和发挥儒家义理，“务极于理”正是他们的治学宗旨。他们经史兼治，并开始有意识地著书立说，如楼郁晚年经常与弟子们谈论著书立说之事，王安石曾称赞王致为四明地区“立言”第一人。另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并非玄思空想，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们学以致用，能以仁心视民。如王致主动与牧守论政事，王安石称赞其有“爱民之心……可以为仁矣”[15]。
概而言之，五先生尚处于“儒林草昧”时期，他们推崇儒学，旨在经世致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以主体体验来把握、领悟孔孟的微旨精义，并开始对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成分进行阐述与发挥。他们长期以书院讲坛作为教育实践基地，并利用讲坛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开来，影响了四明地方多代的学人士子，如罗适在祭奠先师楼郁时说道：“适师事先生凡十余年，蒙被先生之遗训也深矣哉！践历世途，服勤王事，不为小人之归者，皆先生之教也。”[16]可见楼郁的教育养成了门生的君子人格。南宋宰相史浩在《四明十二先生赞·西湖楼公先生》一文中也赞扬说：“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学彬彬。收功贻厥，世有显人。”又在《桃源王公先生》中说：“教育千里，执经满门。天之报施，煌煌后昆。”[17]史浩充分肯定了五先生在甬上学术和教育史上所具有的开创和奠基之功。五先生改变了宋初四明社会的因循守旧之风，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尚不成体系，单就学术的造诣而论，还没有达到独树一帜的程度，只能通过阐释经典的办法来发挥某些想法，并用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还缺乏将理说透的能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称“庆历五先生”为“教化之儒”更为确切些，但其意义却不容低估。以“庆历五先生”等为代表的江南地域“教化之儒”的崛起，实际上预示着全国文化重心转向江南的趋势。五先生的意义应该放在儒学地域化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正如明代学者李堂所指出的：“宋至庆历文治日兴，岩穴山林修德践行之士彬彬辈出，吾四明五先生当其时，行必践言，身必为教，信所谓道义重则轻王公者。呜呼！濂洛未开，天启真儒之脉，诸先生莹然完璧，名实相符，不特师表一方而已。……昔文公以石守道、孙明复、胡安定开濂洛理学之先，堂于五先生其不当以一乡论者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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