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在绍兴

（一）回归越中，阳明心学在绍兴的传播发展

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回到越中余姚，“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50]。其余姚同乡钱德洪等数十名士人也在此时成为他的弟子，阳明心学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此时，心学在越中一带的影响相当有限。如钱德洪“昔闻先生讲学江右，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最终钱德洪“力排众议”，才得以完成及门从学之愿。^[51]由此可见，当时王学在余姚的传播情况并不太乐观。

在嘉靖初年的政治斗争中，有官员以为阳明心学与官学程朱理学相左，“以朱子为支离，宜严禁以端士习”，王学的传播遭遇了相当大的阻力。嘉靖二年（1523），又有人借南宫策士试题对心学进行攻击，认为王阳明强合朱陆之论，应予禁斥，现实的阻力使王阳明不能不考虑如何在越中进一步扩大心学传播和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心学问题的讨论。嘉靖三年（1524），稽山书院的建立，实现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为王学在越中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在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支持和邀请下“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52]，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新建、泰和等八方学者三百余人环坐而听，盛况空前。稽山书院的建立使王学在浙江有了传播基地，地方官对王学和书院的支持更具某种示范和轰动效应，一时间，不同地域的士人纷纷慕名而来，聚集书院，呈现出一时的书香盛况。

在稽山书院讲学期间，王阳明撰写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从心学视角阐述了对儒家经典的观点，要求学者“求六经”之实于“吾心”。此外，王阳明还为新建的万松书院作记，阐述了自己对书院的性质、功能及书院学习内容的看法。在阳明居越期间，其门人弟子也开始建立书院。嘉靖四年（1525）十月，门人立阳明书院于越中，书院以“阳明”命名，一定程度反映了该书院是以传播阳明心学为宗旨的。对于弟子门人立书院、建学业的行为，王阳明是非常支持和赞赏的，他曾致信门人邹守益赞赏其复古书院以集生徒，在信中说道：“书院新成，欲为诸生择师，此诚盛德之事。”^[53]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居越七年，七年间，通过书院讲学等途径，阳明心学在浙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吸引了众多的士人，影响巨大。王阳明弟子黄以方曾描述过王阳明在越中讲学时的盛况：“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54]王阳明通过书院讲学等方式，摆脱了归越初期的寥落，在浙中地区掀起了一股王氏心学的热潮，传播和发展了地区学术。

王阳明卒后，阳明心学开始分化，浙东是王学的后院，分化尤其明显。浙东王学的分化，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地域因素，特别是王学禅学化问题是主要原因。阳明卒后，浙东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畿和钱德洪，钱德洪以维护师说为己任，属于守成派；王畿主张创新，要“心悟”，属于激进派。

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人称绪山先生，余姚人，是阳明在余姚中天阁讲学时收的大弟子。正德末年，王阳明归余姚祭扫祖茔，钱德洪、夏淳、范引年、诸阳、柴凤等七十四人迎请其到中天阁，拜他为师。中天阁，后改名为龙山书院，位于现浙江余姚龙山公园。原为龙泉山中天阁，初建于五代，取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登龙泉山绝顶诗》中“中天气爽星河近，下界时丰雷雨均”之句，名之为中天阁。这里环境幽静，绿树参差掩映，光影斑驳，春月桃花似笑，夏日榴花似火，秋月桂香浮动，冬月蜡梅怒放，遥对南天，一览无余，确实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佳境。嘉靖初年，王阳明丁父忧家居期间，定会期开讲于中天阁，规定以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廿三日为王阳明先生亲自开讲之日。其他日子仍由钱德洪主讲，钱德洪信奉阳明“四句”教，主张在诚意上下功夫，但王畿认为不要功夫，认为良知即功夫，人只要悟，便可得良知。阳明的成圣之路本来就比程朱简单许多，再经王畿这样发展，结果成圣之路越发简单了，“只把良知作佛性看”，人只要像佛教徒修炼即可。从学理来看，王畿的思想更契合阳明的为学思想，但王畿的“自我”膨胀得太厉害，已接近“狂禅”的地步，为后来阳明心学由盛转衰埋下了隐患。

王畿卒后，浙东王学的旗帜主要由王畿的衣钵弟子周汝登及周汝登弟子陶望龄接过。周汝登接过王畿的“四无”理论，“浙东一地，久经阳明、龙溪教化，而周海门提撕一振，使得以无善无恶为至善本体的本体观风行于浙东”^[55]。周汝登“闻良知之旨，功夫所入，参之心，验之境，使心不为境穷，境不为心扰，心境一如融彻无碍，有轩轩物外之意”。可以说，王学左派在浙东的势力十分强大，姚江书院的创始人沈国模也十分欣赏周汝登。^[56]之后，王学的宗旨由刘宗周（蕺山先生）与陶奭龄（号石梁）分席而讲。刘宗周思想是以救正周汝登思想面目出现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刘宗周、陶奭龄正式在陶文简祠主持讲会，郡中缙绅学士两百多人参与，这就是所谓的“上巳之会”，它是越中证人社的开始。刘宗周开宗明义：“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然而，陶奭龄的观点完全相反，石梁子发圣人非人论。沈国模、史孝咸、史孝复、管宗圣应邀参加了证人讲会。由于学术背景不一，证人会内部分歧很大，明显地分为三派，刘宗周派、陶石梁派、沈国模派。崇祯五年（1632），证人会彻底分裂，证人会总共举办了一年，前后共十一期。刘宗周离开了石篑书院，到古小学、阳明祠堂讲学，王朝式、钱永锡等奉陶石梁为师模，召集数十人在白马岩居讲课，“日求所谓本体而识之”，据记载，沈国模、史孝咸、史孝复、管宗圣均参与白马别会。

（二）从越中到余姚，沈国模“四先生”对阳明心学的传播

浙东是佛学发展的重镇之一，宁波作为南朝地盘，早在六朝时期，佛教就在这里广泛传播，禅宗因标榜教外别传，流行平民间，在宁波的势力最强。宋朝陆九渊心学产生后，因心学与禅学的相容度高，再加上甬上弟子杨简的大力发展和传播慈湖心学，心学在宋末、元代、明初盛传于四明地区，并且使这一个时期的浙东学人有不同程度的心学倾向，四明成为中国心学的根据地、大本营。到了明中叶的正德、嘉靖时期，在宁波又产生了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有学者称，虽然王阳明没有明确提杨简，提及慈湖心学也是只言片语，但“王阳明是承继慈湖学问思想较集中、较多的一位”^[57]，可以这样说，慈湖心学是陆学向王学转变的桥梁。^[58]作为宁波学人，阳明受禅学的影响，其弟子同样不可避免地受禅学影响，受禅学影响的王学左派，在晚明浙东地区的影响最大。

姚江书院是由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四先生”亲自建立的。天启五年（1625），沈国模设教于“樛木园”，王朝式、秦承显等学生随学，其后，就教于“尚友堂会”，据记载：“城南夙有尚友堂之会，每会必商所以养贤育才，讲会论道之地。”一般说姚江书院的历史，多从“义学”讲起，“义学”成立于崇祯十二年（1639），入清之后才改名为姚江书院。据钱茂伟教授研究，“四先生”别立姚江书院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要与蕺山派、石梁派争学术宗旨，也不是为了在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四先生”别开“分店”，只是为了独立自主而已。^[59]原因如下，“四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刘宗周明显不一样，“四先生”足不出越中，远离政治圈，视野较狭窄，在他们看来，社会翻天覆地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关注点停留在阳明学术的讨论上，他们希望纯学术的讨论，反对泛政治化。而刘宗周在朝廷任过职，视野开阔，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学问不在虚知，要归于实践”。观点的不同导致“四先生”与刘宗周的最终分裂。此外，“四先生”在余姚另辟学术活动中心，空间距离也是一个因素，余姚距离绍兴有不少路程，“四先生”每月参与绍兴城内讲会，多少有些不方便。崇祯十二年（1639），沈国模决定回余姚立学时说道：“郡之会盛矣，吾姚属王子所生地。……龙山久不聚，宜以义学为始基，如古小学意。”义学成立时，沈国模踌躇满志，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曰：“古之重其事者，必重其地。……然欲使其地不朽，必先其事不朽；欲使其事不朽，必先其人不朽。儒宗、儒行久已废缺，使姚江一灯，炳然千古，岂特斯世斯民之幸，亦前此诸圣诸儒之幸也。诸君子其好为之乎！余老矣，其时弥促，其志弥殷，将试目以观其盛！”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1640—1642），义学粗具规模，这是姚江书院书香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月会时期特别热闹，每年会务费约需百余金，由此可见当时姚江书院的盛况。

以沈国模为首的“四先生”是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派，提倡“致良知”，谓“学而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弊”。“四先生”主张学术高于一切，主张避佛。沈国模说，“人心不正，弊在学术不明”，“陵谷变迁，惟学庶留人心不死”。史孝咸也说：“陵谷容有改更，万古不靡，惟学问耳。此地学脉所寄，义当存之，留人心于不死，讵可废之而听千秋之长夜？”总的来看，“四先生”的义学是王学左派的反动，他们以书院讲学为阵地，以“诚意”学说为鹄的，在余姚地区传播和发展了阳明心学，由于“四先生”长期居于乡间，视野稍狭隘，他们更多是阳明思想的接受者、传播者，而不是创新者。

（三）从越中到甬上，证人书院对王学学术的传播与转型

在晚明的越中（今绍兴）与清初的甬上（今宁波），都有一所“证人书院”。两所证人书院都与黄宗羲有关，从越中到甬上，实现了王学学术的传播和转型。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把讲会由“证人之会”改为“讲经会”，讲会宗旨从重“义理”的蕺山之学转向了重“考据”的经史之学，最终造就了著名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受甬上士人之请，黄宗羲从越中转战到甬上讲学。黄宗羲讲学于甬上，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黄宗羲与甬上学人有较深的渊源，早在崇祯五年（1632），黄宗羲就参加万泰等人组织的“文昌社”；其二是当时甬上活跃着两个文社，即万斯大、万斯同等人组织的“文业会”，陈赤衷、董允瑫等人组织的“澹园会”，后两会合并为“策论之会”；其三是黄宗羲受到万氏叔侄三人的推崇。^[60]

黄宗羲将甬上的讲会书院命名为“证人”，这本身就有传承蕺山之余绪的意思。在黄宗羲赴甬上办学之前，他曾多次化名“黄过”亲往甬上教授蕺山之学，指导弟子学习刘宗周的著述以体会圣贤之学。当时黄宗羲虽然传授“刘子遗书”，但并没有局限于刘宗周之学，还教授“论十七史之成败”，要求弟子“反求于吾心”，“天下之学，使得尽归于一矣”，初现经世致用的趋向。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意定甬上之后，“证人之会”改为“讲经会”，标志着黄宗羲从心学转向经世致用的经史之学，对此，全祖望较深入地分析了其原因：“先生当日讲学颇多疑议之者，虽平湖陆清献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61]

黄宗羲及其弟子认为，著述学理都应该本于经术。他们对明朝灭亡原因以及包括讲学在内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共同寻找经世致用的“佐王之学”。“讲经会”时期的甬上证人书院讲会的宗旨与其创立之初大不相同，与当时越中的证人书院的旨趣差异更大。明清之际的学术由新儒学转向朴学，无论是梁启超的“王学反动”说，还是余英时“内在理路”说，都认为学术自身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甬上证人书院讲会的变迁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甬上证人书院的讲会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却培养了一大批卓越弟子，黄宗羲及其弟子最终形成了永垂青史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