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代书院的学术讲会

自明代起，讲会成为书院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明代书院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书院讲会之风，是在王阳明的倡导下形成的，实施于书院教育中，逐步成为一种相当完备的制度。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最好的方式是经常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世利纷华之染日远日疏，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讲会类似于近代的学会组织，以书院为中心，联合附近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主持，成为一项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宁波古代书院最负盛名的讲会，有姚江书院讲会和甬上证人书院讲会。讲会都有特定的规约，所谓“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76]，制定的学约、会约、会规详细地标明宗旨、组织、仪式、程序等。

（一）宁波古代书院讲会的兴盛与制度化

书院讲会活动在南宋时已经零星开展，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安排，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规定，直到阳明心学兴起，书院讲会才兴盛起来，制度化的建设才逐渐受到重视。王阳明及其门人、弟子、后学每至一处，往往热衷于建书院、立讲会，使明代书院讲会趋于鼎盛。对此，各书院志多有描绘，“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座”，“四方士人，跋涉山川而辏境内”，“听者几千人”，^[77]可谓声势浩大。到明代中后期，书院的讲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书院大多制定了会约、会条等规定，现以姚江书院为例进行分析。

姚江书院是按照当时社团书院风格建立起来的书院，是晚明王学社团书院的延续。这个书院跨越明清两朝，存在时间较长，是一个体制比较完善的书院，借此案例，可以管窥古代宁波书院的讲会制度化建设情况。

姚江书院会则

旧则十条

史拙修先生重订会约日公定。

一、期定于月朔，不问雨晴寒燠，不更启知。司会黎明到，诸友辰刻到，迟者中罚。

后戊戌，有每季三日之期，春正月、夏五月、秋九月、冬十月。正、九月，以十日，五月六日，十二月十六日，便友之馆于外者。又十六年，为望日之会，其春秋修祀典，于丁日举行，三日，前一日习仪，后一日订两季，登载语录簿籍，分须酌捐，预备一日，分银一钱，米五斗，三日前付。

二、会中不论绅耆士庶，到则登记姓名。其愿入会中者，参议登籍。

三、司会具长烛八对，条香二束，以其半留望日。已到就坐，供点及茶，侍者捧盘，随取必遍。午饭，蔬四器，羹二器，客席益二器，酒数行，席四人。从者，除供役外，不给饭。

季会，则司会于前一日，迎师长到院。

四、辰刻谒圣，设司赞二人，司仪一人，司史一人。既集，司赞爇香，鸣云版五下，赞序立，以齿为次，或绅与绅齿。班齐，赞四拜礼。登楼谒先贤，排前后两班，行四拜礼。下楼，赞分班对揖，子弟揖父师。毕，同赞下拜，就本位。复对揖，就坐。若齿高分卑者，依分序下；分尊齿幼者，就席后。杂色人同。远到及初入者，从客礼。

五、同会就坐，鸣云版三下，赞歌诗，童子出班，揖行则折旋。歌时，或以小磬节之。歌毕，鸣云版三下，赞开讲。先具讲案，后进出位揖圣，随读经书一章，举大意以问。复揖而坐，讲者自上而下。一人讲毕，一人更端，质疑者同。讲毕，鸣云版三下。起谒先圣，一揖。在籍者饭。午余，散香一炷，考月内所行何事，所读何书，一一呈示，逐项细商。暇或举嘉言善行，征事稽古。鸣云版五下，复坐。申刻，鸣云版五下，起揖先圣，仍分班对揖，子弟揖父师而散。

季会，则至日午后毕集。每日晨起，司仪鸣版五下，谒先圣，参师长，众共相揖。膳后散步，香半炷。静坐，香一炷。鸣版五下，请师长至圣前求教辩问。午膳、晚膳如之。三日后辰刻乃散。其三日内，有先期告去、去来不定者，请辞。每日轮一友，司传送宾客。

六、言论各须虚怀下气，不得哗然并举，接耳私谈，毋及朝廷时事、里中俗语及世态寒温；亦不得塞默无言，矜傲自是。犯从中罚，久则请辞。

七、会语须司史默记抄送，院长更定登录。有赀，选刻。损失，有罚。

八、司会于正月之集，派定十二个月，或一人二人，并入籍者，预先酌定，揭之后堂，周而复始。有不得已事代庖，须先期订之，违者上罚。

九、讲学所以进德修业。自中行外，非进取如狂者，则须有所不为如狷者。其有安于庸下，不知所择，甚至趋炎附热，把持乡曲，关通势要，一片俗肠，全无道韵，众共辞之。

十、交际从简，庆吊除私戚外，各分三分，生朝亦然。主人即举会以酬，如常仪；至急者周之，不必言答。

上罚银五分，中罚二分，下罚一分。即于下会齐付，以佐司会之用，迟付倍之。

续则二条

吾之俞子重订会约，后二十一年定。

一、主会诸先生，宜有传状铭赞；书院颠末，亦须置碑一通。近世理学名儒数十辈，亦宜纂辑，以参订杨荣、金幼孜之《大全》。婚丧祭燕，紫阳《家礼》之外，宜订必可通行之典，约而不烦，以挽末俗。

二、书院前后堂楼，供奉先圣先贤。赁人看守，不得轻授非类及循情私借，以致污秽。妇女眷属，尤非所宜。田须给佃，不得自种，致亏本妨业。然任事者，须勤加督课。秋成核数，收贮登册，除纳粮、膳资外，随宜裁定。

由以上会则可知，姚江书院的讲会有一套管理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会制度”，就是现在所说的轮值大会主席制度，即负责每次大会的会务工作，由正式会员“在籍者轮值，周而复始”，每一年的司会名单都挂在后堂上，然后每月“周而复始”地轮流。如果那个司会不能参加，想请别人代劳，必须提早报告商定，违者要接受“交银五分”的“上罚”。其次，坚持常规的月会制度。“月有会，会有讲”，每月朔日（初一）聚会一整天，“辰刻”到，“申刻”散，也就是说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散。讲会时有一套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辰时”到，司赞烧香，敲云版五下，集中先行谒先圣、先贤礼；礼毕，全体分两排对揖就座，座位的排列讲究等级，“若齿高分卑者，依分序下；分尊齿幼者，就席”，“远到及初入者，从客礼”。到了“申刻”，讲会结束，再次敲云版五下，全体起立，再次向先圣作一揖，分班对揖，子弟揖师父，然后再散去。讲会的过程，先是司赞准备好讲桌，讲友出位开讲，讲友先读经书一章，举大意以问，诸会友自上而下依次轮流讲；一人讲毕，一人提出疑问，也就是说，姚江书院用的是轮流发言、讲毕讨论制，与今天的学术会议小组讨论会非常相似。讲会日的下午安排学习工作交流，每个会员向大家汇报上个月内所做的事、所读的书，“逐项细商”，如果时间充裕，“举嘉言善行，征事稽古”。

除了月会制度，姚江书院还有季会、望会制度。所谓季会，就是每季度用三天时间集中聚会一次。为期三天的季会，第一天报到，下午前完成报到工作，第二天早晨司仪敲云版五下，谒先圣，然后子弟参师长，会友相互作揖。早饭后，大家散散步，约半炷香时间后，静坐。这些活动结束后，司仪敲云版五下，请师长到先圣前，求教辩问。下午、晚上大体一样，到了第四天的辰时开始离去，这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学术会议制度。望会，也称望日之会，望会主要是一种结合民间丁祭（祭孔子）而展开的聚会活动，一般是仲春二月、仲秋八月上旬丁日（初四）举行。每次望会举行三天，第一天，习仪；第二天订两季，登载语录簿记；第三天作为预备。此外，还有“会录”制度等，在此不一一述及。

（二）宁波古代书院学术讲会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唐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种种变化，文化教育也出现了逐渐下移的趋势。教育开始被社会下层民众所广泛享有，不再是居于上层的皇亲贵族的专利品。在文化下沉这一过程中，书院的作用不可替代，书院的普及和“有教无类”原则的贯彻，一方面是文化教育重心下移的表现和标志，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因素促使文化教育重心的进一步下移。^[78]就书院讲学对象而言，宋代书院讲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与学者，而到明代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对象进一步扩大化，听讲者不仅有士人学子，也有不少来自社会下层的市民、农夫、工匠等。一些书院甚至以社会下层民众为主要目标，书院讲学在内容上走向通俗化，在对象上呈现大众化的特点。

阳明心学对于书院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所具有的极大推动作用，与心学的理论旨趣和品质有直接关系。阳明心学反对深奥抽象的理论论证与琐碎繁芜的训诂，追求简易直接的顿悟，极容易被平民大众所接受，并适合在平民大众中传播和流行，“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79]。阳明之学“提供了通俗化的一面，使新儒家伦理可以直接通向社会大众”^[80]，不但在理论上追求通俗化，而且在书院讲学对象上也力求大众化，将愚夫愚妇作为传道讲学的重要对象，并要求弟子门人在讲学过程中根据这一定位采取相应的方式、态度，将自己置于传播对象的同等地位，提升传播的可能性与传播效果：“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81]

现以王阳明的故乡余姚为例，对书院讲会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进行分析。余姚是养育王阳明的故乡，王阳明虽长期在外为官，但一直心系家乡余姚的教育事业。余姚的中天阁讲会是余姚地区最早传播阳明心学的讲会之所。王阳明在余姚的讲会盛况空前，“聚八邑彦士”，“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来学之人来自五湖四海，如杨仕鸣、薛宝铠来自广东，王艮、孟源来自直隶，萧谬、杨汝荣来自湖广，刘邦采、刘文敏来自安福，何秦、黄弘纲来自南赣，而年事最高者——六十八岁的以诗文闻名的董沄则来自海宁。王阳明亲自在中天阁讲学授业，规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开讲日，亲自制定《书中天阁勉诸生》学规，书壁告诫学生。王阳明开启了余姚书院的讲学风气，学术氛围浓厚，书院也呈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明代浙东五县有书院29所，其中余姚5所，慈溪5所，鄞县8所，会稽10所，山阴1所。到了清朝，余姚书院数增至7所。

余姚文人群体及其所创的学术流派辐射力很强，影响力深远，尤其以王阳明、黄宗羲和朱舜水三位大师的思想影响最广。以阳明心学为例，除王阳明本人的影响，其后二、三代亦不乏学术大家，传及数代至清末亦是绵延不绝。从空间来说，这些学派及思想的影响力不仅仅在浙东地区，而且辐射至全国乃至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书院的学术发展和大众化趋向助推了余姚文化的兴盛不衰和科举及第的高企。据统计，明朝时期以县为统计单位，进士人数占浙江全省前三位的分别是：余姚进士330人，鄞县进士249人，慈溪进士214人；其中余姚进士人数占全省9%。余姚县以区区一邑，在全省各县中脱颖而出，其庞大的进士数量及突出的科第质量，在浙江省各县级行政区划中名列第一。余姚科举应试的成功，一方面是余姚官学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阳明心学为主要传播内容的书院在余姚发展和大众化的成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余姚社会底层寒门进士的涌现，有力地说明了书院讲学在推动着余姚学术社会化、大众化的进程。阳明心学强调自省、致良知，但不排斥科举入仕，预示着以书院为主力的学术大众化在余姚引领着一股强烈的学术社会流动大潮，改变了知识由士族门阀掌控的历史传统。

余姚书院讲会的大众化趋向还是余姚名士迭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时人胡瀛以进士来知县事，慨然叹曰：“余姚为两浙壮邑，入皇朝百有余年，浙以东士以文魁天下者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82]邵廷采对此亦曾感叹：“有明姚江人物甲天下。凡有兴革擘画，动可为世法式，数代之间，指不多屈。”^[83]书院讲会的大众化还促成了余姚私家藏书的兴盛，谢迁曾感叹：“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大量藏书家不断涌现，如横河孙鑛有月峰藏书，大学士吕本有“御书楼”，泗门诸九征有“半草堂”，四明孙氏有“七千卷楼”，泗门谢氏阁老有“丛桂书院”藏书，黄尊素父子喜爱藏书，藏书丰富，黄宗羲在藏书印刻上印文：“忠端是始，梨洲是续，贫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84]爱藏书的良好风气和学人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也促进了学术在余姚的广泛传播。此外，余姚刻书业的发展也与书院的学术传播相得益彰。据传，余姚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闻人诠所刻《旧唐书》极富盛名，藏书和刻书带动了附近书市的繁荣。反之，书市的繁荣便利了普通百姓的购书求学，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普及。

总之，明代以来，在书院讲会促动下，余姚的学术发展趋向于通俗化和大众化，自此，余姚文化兴盛不衰。至嘉靖间，士风昂然，民风朴实无华，“其民知耻，好修善让，俭而不陋，华而不费，勤而不匮，质而不俚。其思深，其虑远。非有虞氏之遗风，岂能若是”^[85]。万历年间，好学之风更是遍及巷户，“好学笃志，尊师择友，诵弦之声相闻，下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其子弟。自农工商贾，鲜不知章句者”^[86]。由此可见，学风已蔓延至整个余姚，教育和学术不再仅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专利，而是广泛影响到社会下层阶级，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以好学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