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江学派主张

姚江学派，又名阳明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影响力非常大，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明末清初，余姚地区一些观点一致的学者创建了一个为宣传阳明学的学术活动中心，该书院因讲学而形成的学术团体，称为姚江书院派或姚江学派。姚江学派成立之初的代表人物是以沈国模为首的“四先生”。沈国模，余姚人，是明代后期著名的阳明学传人，晚年在石浪山居住。初，愤举业陷溺天下人，弃诸生而好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后来和刘宗周等人在浙江绍兴创办了证人讲会，不久后回到余姚，与“四先生”其他三人创办姚江书院。姚江书院在当时一度成为阳明学弟子共聚探讨学术的地方。沈国模一生信奉阳明学，宣扬“良知”学说，品行诚笃，世推醇儒。姚江学派的中期代表是韩孔当，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邵廷采。

姚江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在王阳明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成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另外，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

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律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行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本人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须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过程中的能动功能。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直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于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在当时被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沈国模，作为姚江学派的先期代表，是“良知现成”派。沈国模研读《传习录》，读到“致良知则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两句话，大受启发，“于是力究其旨，思倡明之”。沈国模私淑钱德洪，并且与周汝澄、刘宗周私往甚密，其学术思想是浙中王学的支系。姚江学派绵延百年，由于时代发展和不同时期主持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因此，不同时期的姚江学派风格也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各个时期的姚江学派仍然属于一个学派，除了在个性上有所差异外，还是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派核心未变，坚守致知。在致知和诚意的问题上，刘宗周主张“诚意”说，提出“致知不先主诚意，必有知非所知之病”；而沈氏主张“致良知”，提出“学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弊”。二是始终坚持的学术高于一切。他们都自愿传承阳明学，并以宣扬阳明学为己任，不断丰富阳明学。他们甚至认为国家大事都不及宣扬阳明学重要。三是主张辟佛。我们知道，浙东地区是传播佛教的主要地区，同时也是佛教发展旺盛地区，所以，浙东学者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受到佛教的影响。是辟佛还是佞佛，成为姚江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刘宗周和黄宗羲同属一派，他们的态度是坚决辟佛。以沈国模为代表的“四先生”包括姚江学派的中期代表韩孔当都是辟佛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四先生”身上也存在一些禅宗之气。总体看来，义学和证人书院都是王学左派的反动。所不同的是，前者要求返璞归真，回到阳明时代的王学去；后者要求另提诚意口号，发扬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