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经史学派主张

汉唐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浙东学术，只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汉唐的浙东学术已经表现出浙东独特的学术风格。

汉唐时期，浙东学术首先表现出“移植”特点。表现为移民文化程度高，而宁波本土文化程度非常低。虽然当时浙东学术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这些在学术上表现突出的人大多数是北方移民以及移民的后裔。其次，汉唐浙东学术还表现为“学在家族”。士族是文化的垄断者。浙东有虞氏、贺氏、王氏、谢氏、孔氏等文化家族，这些家族均为浙东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最后，在发展状态上，浙东学术表现出“点”的特点。汉唐时期，宁波文化建设相对落后，也没有形成读书群体，只有少数学者，零散地分布在浙江各地，所以此时的浙东学术呈现出“点”状特征。

东汉时期浙江出现虞氏家族，直到隋唐这个家族仍然十分风光，出了不少政界要人，更是为我国古代社会培养了不少文化名人。据史料记载，虞氏家族中留下著作的就有20人，文学著作60余种，共2000多卷，同时，著作内容也十分全面，覆盖了经学、史学、书法和天文历算学，等等。

虞预出生于东晋时期，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留下《晋书》《会稽典录》《诸虞传》等多部著作。其中，《晋书》是纪传体史书，《会稽典录》是地记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大。

虞喜是虞预的兄弟，他博古通今，好钻研学术。虽然虞氏家族出了不少政界人物，但是他却不喜仕途，朝廷曾多次召他做官，但是都被他谢绝了，隐居在大隐山。他的一生都用来钻研经学，尤其在天文历算方面颇有造诣。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宣夜说”理论进行了完善。在我国古代提及天体理论主要有三家，分别是浑天、盖天以及宣夜。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盖天说认为天像盖笠，地似覆舟，天圆地方；只有宣夜说认为天并无形质，日月星辰自然运行在虚空之中，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虞喜在虞耸《穹天论》基础上，写成了《安天论》，并进一步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完善。其二，发现了“岁差”。在他未发现岁差之前，天文学家认为太阳自去年冬至点绕行一周到今年冬至点，是永相吻合的。虞喜经长期观察，发现不等。一般而言，太阳每50年向西移一度，此即岁差。“岁差”的发现，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为此后天文学家所接受。

虞世南可以说是虞氏家族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博学多识，深得统治者青睐，并且和唐太宗的友谊十分深厚。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在身为秦王时，他的帝王之志便已无法掩盖。闲暇之时，李世民会经常传召虞世南前来共观经史，谈古论今，对历代帝王的得失进行评价。每一次交谈，虞世南都会清晰记录下来，回家后进行整理，并时常翻看，最终写出了《帝王略论》，共五卷。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事略，另一个是评论。对于历代帝王，三代以上有略无论，三代以下有略有论，重点谈兴亡之际君主，守文承平、无咎无誉君主不谈。可惜的是，《帝王论略》没能完整地流传到今天，仅残存50余篇。《帝王略论》运用了历史比较法，同时，该著作全篇为问答形式，史学价值极高，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一大瑰宝。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发现从历史角度设问是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由此不难看出，虞世南本人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比较意识。在比较的尺度上，不但对每位君主的治国之策、功德等进行了详细记录，而且着重分析了各朝君主的才能、修养等。总而言之，虞世南的历史比较法是合理的。虞世南除了在文学上取得诸多成就之外，在书法艺术上也是颇有成就，继承王羲之书法，是“初唐四大家”之一。

清代，我国学术中心在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学术中心又在钱塘江，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当时，浙江学术按照地区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浙东学术，另一个是浙西学术，而浙东学术成就更卓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理论水平的儒者。章学诚在其著作《浙东学术》中也提到了“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无论是浙东还是浙西，都有其各自的学术位置。但是从当时的发展情况来看，浙东学术比浙西学术更有价值、水平更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更大。仓修良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浙东学术：“综观清代史学阵容，如果抽掉了富有生气的浙东史学，便会黯然失色。”因为“有清一代史学家中，有创见、有贡献、有作为、有影响的大多出浙东学派”。仓修良先生的这句话并非无凭无据、随口而出，通过查阅大量书籍文献，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我国古代社会，浙东学派确实为我国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黄宗羲的启蒙思想。浙东学者认为，真正的儒者必须是学术上有造诣同时又能够兼顾“经济”的人，只有这两点都做到了，才称得上是“真儒”，因此，他们对社会改革思想非常重视，也就是说注重“经世致用”。顺治十年（1653），黄宗羲著成《留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又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扩编，取名为《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一套治国理论。可以说，黄宗羲的这一理论正是我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明夷待访录》体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对“家天下”的政治主张进行激烈批判，主张“公天下”。把君臣的职责归结到“公天下”上面，这一主张不仅是君臣自身的职责，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开启了我国启蒙思想的大门。第二，对王法予以否定，强调“民法”至上，主张君主要建立“天下之法”，使法成为“藏天下于天下”的东西，这一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并不明显。第三，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监督。黄宗羲认为，书院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同时也应当为学生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加入到参政议政中，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第四，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可以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性批判的政治纲领，被后人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

黄宗羲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反对唯我独尊，认为真理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多元化的形态中与多样化的途径中取得的。在精神思想领域，如果只允许一枝独秀，那么制造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肤浅的、虚伪的。黄宗羲的这一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启蒙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黄宗羲除了在文学艺术上颇有见解，在经济领域也有着自己的远见，在这一领域内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被后人命名为“黄宗羲定律”。究竟什么是“黄宗羲定律”？它是指历史上的农业税赋改革，越改革，老百姓的负担越重。将费改成税之后，农民的负担看似减轻了，只需要交税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下一个朝代之后，君臣又会在原来的税上提出新的费，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造成的后果自然是越改革农民的负担就越重。改革非但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反而背道而驰，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石头。

其次，创立并且完善了学案体。黄宗羲曾经计划撰写宋元明三朝学案、文案、史案的著作，但是直到其去世之前仅仅完成了宋朝的几部著作，元朝和明朝的著作还大部分没能完成。《明儒学案》的创立，标志着学案体正式创立。黄宗羲死后，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了父亲的撰写愿望。可惜的是，黄百家英年早逝，也没能完成这一愿望。自此之后，这项任务一再被耽搁，无人继承。乾隆十年（1745），全祖望继承了这项任务，继续撰写，终于圆满完成，并将这两本书合并在一起，就是著名的《宋元学案》。虽然初稿已经完成，但是还没等全祖望进行修订，他便匆匆谢世了。全祖望去世后，他的弟子收藏了《宋元学案》的初稿。此后，黄宗羲的后人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修订，并改名为《校补宋元学案》。道光十八年（1838），王梓材、冯云濠再次对这部著作进行校补修葺，全书才最终得以问世。

章学诚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就是《浙东学术》，该著作专门论述了浙东学术。《浙东学术》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浙东学者精神的概括，可以说是论述浙东学术的一部经典著作。《浙东学术》的内容（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反对门户之见；第二，提出贵专家之学；第三，倡导学术经世。虽然这部著作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今天看来，它的这三方面的思想仍然是富于前瞻性的、精辟的。总体来说，浙东学术有着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等精神。

经世。知识分子治学，是否应当将学术与社会政治联系到一起？是应持入世态度还是出世态度？是追求单纯的学问还是将学问运用到社会政治中去？关于这些问题，浙东学者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经世致用”，反对单纯地追求学问。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受到“真儒”观的影响。何谓儒？只有在认真钻研学问的同时还兼顾“经济”的士子才能称得上“儒”。治学以讲世务为己任，这一点在清代浙东学者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黄宗羲认为，治学的目的是“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他弟子万斯同也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也即社会政治、治国之道。由于时代的不同，浙东学人经世的方式是不同的。

务实。从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论出发，浙东学人在治学内容上表现出务实的特点，反对空谈理论，崇尚历史研究。南宋时期，由于浙东学派推崇实学，因此也有浙东事功学之称。元明时期，浙东学术不再推崇实学，“心学”虚学成为浙东学术的主流。虽是如此，有些学者仍然坚持钻研实学、讲实学。清朝时期，浙东学者意识到实学的重要性，重新推崇实学。他们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则“切于人事”，与社会更加贴切，实用价值非常高。要求撇开空泛的天人性命之学，进行踏实的经史研究，正是浙东学术的优良传统。

救偏。学术的意义不在于理论的不断升华，它的最大价值在于“经世”，简单地说，就是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浙东学者在思想上也有此觉悟，他们将讲世务作为首要任务，不仅如此，还时常以“学术经世”，在学术界对旧学风进行批判，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终于开创了新学风。这些浙东学者认为，时代不同，学风也是不同的。怎样才能算是一个有远见的学者呢？浙东学者认为只需做到一点，即能“持风气”，也就是说要做一个顶风之人。敢于同旧学术做斗争，这不仅是浙东学者的学术主张，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早在东汉时期，儒学的地位受到神学的威胁，当大多数跟随神学的潮流时，浙东学者王充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和这种社会现象做斗争，强烈批判神学，提倡唯物论。南宋时期，程朱理学风靡一时，浙东学者叶适等人勇敢地对理学进行批判。明朝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而王阳明则勇敢提倡心学。清朝初期，阳明心学逐渐衰落，黄宗羲没有放弃，积极研究经史典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创办了浙东学派。乾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儒学的地位再次被撼动，此时，章学诚大胆站出来，主张学术经世，可以说，章学诚是我国旧学史当之无愧的殿军。浙东学者是勇敢的、积极的先进学人，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坚持自己的主张。

兼容。黄宗羲的基本学术观是“一本而万殊”论。“一本”是指儒家的圣人之道，“万殊”是指学人们对圣人之道的不同理解。这个理论在今天来说，“一本”指的是绝对真理，“万殊”表示的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一个，而相对真理则可有多个。根据这一理论，黄宗羲得出了三点认识：其一，学术不可独尊，应当是“百家争鸣”。其二，学术不可无宗主。也就是说，学术界应当有主流思想，但是各个门派不能强争“宗主”的位置。其三，主张博采。宋元明清时代，朱学与陆学、宋学与汉学之争十分激烈，浙东学人却能超然于门户之争，主张兼容并蓄，确实难能可贵。浙东学人的兼容并蓄精神，在历代浙东学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吕祖谦、王应麟汉宋兼取，黄震、宋濂、黄润玉、杨守陈、黄宗羲、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等朱陆兼取，徐时栋、袁钧、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汉宋兼取，都是兼容的表现。即便到了今天，浙东学人仍有此精神。

求真。在传统学术以及老师学说的继承问题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原封不动流传下去才是真正的继承。如果加入自己的想法或稍作改动，都是对传统学术、老师的大不敬。而浙东学者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却正好相反，认为原封不动只是形式上的继承，而继承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继承，同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老师的学说，才能永葆活力。浙东学者在学术继承上坚持“博考”“深思”“求是”，尤其是“求是”，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心都是独特的，人要学会独立思考。对于学术的求真，浙东学者中理解最透彻的莫过于全祖望，他能“宗朱而不尽合于朱”，堪称朱子功臣，称明代的杨守陈“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