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书院刻书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艺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印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推广，图书生产逐渐由“手抄本”转变为“雕刻印刷”。与手抄方式相比，雕刻印刷即刻书的规模更大，而且花费的时间更短。刻书最早应用于官办书院，后来随着雕刻印刷技术的不断推广，雕刻印刷技术也在民办书院得到了广泛应用。书院本的流行是刻书成为书院的基本规制之一的重要标志，所以，书院书籍的来源除了藏书之外，又增加了刻书一项。最初，书院刊刻的书籍主要是学术大师的著作，供讲学使用。书院还刊刻学生的学生成果，将其保存下来，并作为学术成果显示，流传后世。书院之所以刊刻书籍，除了满足书院管理和教学需要外，最重要的是传播学术思想，传承文化精神。

最初书院刊刻学派学术大师的著作用以教学，如浙江丽泽书院于绍定三年（1230）刻印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11]，建宁的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1265）刻印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随后揭示书院精神、明确管理内容的书院学规成为刊刻的对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先是在绍熙五年（1194）传于湖湘，成为《岳麓书院揭示》的样本，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手书《白鹿洞书院学规》赐予诸生，随后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还包括因学术与书院的共同繁荣，将师生学术成果进行刊刻，以保存和展示学术成果，并向后世流传。可见书籍刊刻的需求同书院的教学需要、管理需要、传播需要有着莫大的关联。至元代出现了专门从事出版行业的书院——西湖书院，刻书呈现专业化趋势。

西湖书院是一所规制完备的元末改建书院，具有讲学、祭祀、藏书、学田的书院四大规制，并且其建筑布局内的尊经阁、书库、大成殿、彝训堂等都曾作为收藏图书和书版的场所。山长肩负着“所刻经史群书的”任务，和书院内“司书”（又作“司存”）这一专门负责藏书刻书职能的管理者，共同成为西湖书院——国家出版中心的组织保证。西湖书院继承了南宋太学的图书，在其全部藏书中经史子集超过二十余万，包括经部49种，约1100卷；史部35种，约1600卷；子部11种，逾百卷；集部24种，约900卷。在刻书事业上，西湖书院以其刊刻书籍最多、质量最高，称闻于当世，《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是西湖书院对刻书活动进行的有意识的记录，是中国书院史上第一份刻书书目，同时也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最早的书目之一。西湖书院在整理、厘补宋学旧籍和出版学术典籍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元代书院出版事业的恢宏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