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对周边地域的示范和宣传

在汉族掌握政权时期，我国周边地域的少数民族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人数少，更表现在势力薄弱，处在汉族的管制之下，相对来说也十分安稳。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的不断繁荣，力量逐渐壮大，此时难免产生与汉族争夺领土的情况，发生战乱也是难免。而少数民族在取得短暂的胜利之后，为了追求势力稳定，又会积极研究、学习汉族的治国安民的经验，因此，少数民族出现书院并不为奇。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少数民族书院——龙首书院创办于北宋时期，由辽政权建立。龙首书院在山西境内，由当时的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在他的家乡应县龙首山建立，因此将书院取名为“龙首书院”，这是当时少数民族开办的唯一一所书院，开创了少数民族创办书院的先河，对其后其他少数民族创办书院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随后，金政权也加入兴建书院行列，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金政权控制的不仅是本民族，还包括中原和中原以北地区，原来由汉族人民建立的书院成为金建立书院的模板。当时，南宋正积极鼓励创办书院，金政权受其影响，积极恢复了2所书院，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应天府书院，该书院是我国宋朝初年四大书院之一。与辽相比，在书院的数量上金要更多一些，虽是如此，与南宋书院的数量却相差甚远，规模也比南宋书院要小得多。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金兴办、恢复书院的举动为今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创办书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对确保北方书院得以薪火相传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政权就是元朝，在朝代更迭的战乱平息之后，元代统治者意识到虽然建立了新政权，但是在这个国家中，汉族人口要比蒙古族人口多得多，要想巩固统治，仅仅依靠土地的占领是不够的，必须要维护汉民族自有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不能强行同化，否则元朝必然覆灭。而书院作为教化人、培养人的地方，受到统治者大力支持，当汉族人对元政权的抵抗情绪逐渐减弱之后，则采取广建书院的方式，逐渐使书院走向官学化。

在元政权尚未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就已经通过文化掠夺、武装征讨将书院建设的条件掌握在手中，即士人和书籍。有史书记载：“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又载：“凡儒、道、士、医、卜占一艺者，活之以归。”通过这两句话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出，蒙古贵族在征讨南宋时制订的劫掠士人的计划。杨惟中在征讨时就曾大肆掠夺书籍。《宋元学案》中写道：“杨惟中用师于蜀、湖、京、汉，收集伊洛诸书，载送京师。”蒙古贵族正是通过掠夺汉族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源，才为蒙古建立政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物质，储备了大量人才。所以，元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建立，而在元朝建立之后，该书院成为当时我国北方传播理学的主要阵地。

太极书院是蒙古政权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书院，由汉族士人杨惟中创办。在教学上，书院“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20]，讲授的是伊洛之学；在祭祀上，立周敦颐祠；此外，太极书院在藏书和刻书方面也是大有成就，藏书数量超过八千卷，在祠壁上刻有《通书》^[21]《太极图》等。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太极书院的规章制度已经较为完备，培养了梁枢、许衡等学术人才，成为宣扬程朱理学的重要力量。

抛开政权更替，单纯地从文化意义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兴建学院实际上就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可，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汉文化设施发达的一面，也是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发展。无论是辽，还是元，或是后来的清，都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说，武装力量是无法让被统治者从心里顺从的，必须要用循循善诱的手段逐渐同化他们，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稳定，文化才能繁荣。正如元政权一样，一方面，大力推广书院，弥补了书院建设、学术理论建设在北方的空白，将南北的文化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书院将汉人和蒙古族人融入到一个文化大家庭中，在汉族人的引领下，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得以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