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当地社会风气

在宋代之前，宁波就是一块“化外之地”，地处海边，远离汉族儒家文化圈中心（中原地区）。可以这样说，在宋代之前，宁波地区都属于南蛮之地，相应地，社会风气既淳朴又原始。

受益于北宋的文教普及运动，政府大力倡导官学，加之北方士族南迁所带来的时风影响，宁波地区才逐渐受到儒家文化的洗礼，社会风气才逐渐改变。到了南宋时期，宁波地区的私学、官学和书院普遍得到发展，特别是乡里私学和书院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宁波地区的士子在学到举业所必需的经史、文章、诗赋知识之外，还在道德修养、见识才干方面深受教益。民间私学和书院在宁波地区地方教育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对本地区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宁波地区当时学术和文化的发展、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私学和书院的传递得以完成的，作为学术意义的私学和书院构成了当时四明地区教化的主体。南宋后期宁波地区涌现出来许多书院，对本地的教育资源无疑是有益的补充和提升。可以说，南宋时期“私学、官学和书院这三种教育形式在宁波地区相辅相成，各就其位，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官学和私学、官学和书院之间并不存在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必然的此消彼长、此生彼衰的因果关系”^[9] 。

以南宋宁波地区“甬上四先生”为例，分析宁波古代书院对改善宁波本地社会风气所起的作用。南宋四明地区老百姓独尊“陆学”局面的形成，要归功于“甬上四先生”之教。四先生作为陆学最重要的弟子，注重践履，对心学思想加以发挥，传播到劳苦大众并促进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基于此，陆九渊去世后，陆学的中心因此从江西转移到四明，陆学成为四明地区精神和生活的主流，以至于南宋末年出现“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10]的局面。四明地区陆学的兴旺与四先生，尤其与杨简、袁夑的道德声望和讲学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对四先生的研究，一般都偏重于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以及对陆学的发展内容上，而很少涉及他们的讲学活动和社会影响，特别是对如何影响四明地区文化和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鲜有提及。其实，四先生尤其是袁、杨二人之所以成为陆学最重要的弟子，不光是因为理论上对陆学加以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对昌明讲切之功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书院讲学的结合，大大地提升了他们思想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舒璘和沈焕二人，虽然仕途不显，但在四明乡里很受敬重，门人众多，这直接缘于他们在乡里的道德号召力和讲学活动。舒璘被乡人公推为“忠信之士”，其为人为学“笃实不欺”，“考其生平，发于言论，率由中出，未尝见其一语之妄”。舒璘游学四方后归教奉化乡里，并在家族的支持下创立广平书院。按照北京大学陈晓兰教授的分析，四先生对四明的影响有如下五个方面^[11]：（1）陆学在四明的盛行，首先直接缘于四先生的道德声望与讲学活动。尤其是在嘉定之后，杨简和袁夑二人作为前辈学者备受敬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日渐隆盛，极大地推进了陆学的影响，并因此引起朱子后学的警惕。（2）四先生作为一个同门、同志的学术群体，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四明本地士族之间形成的紧密的社会关系，保证了四先生之学在四明本地得到广泛而持久的尊崇和传习。（3）四明乡里、州学、县学、书院通过为四先生立祠的方式，将四先生之学确立为地方学统，体现了对这一地方学统的自觉传承。（4）四先生著作的编集和刊行，使他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得到延续。（5）南宋后期，袁甫、陈埙等一批四明士人继承四先生之学，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继续传播心学思想。另外，四先生教授四明乡里，子弟门人众多，后学对四明地区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当地民风。根据《宋元学案》与《宋元学案补遗》统计，四先生在四明地区的受学弟子与门人共有62人，其中以袁甫、陈埙最为著名，两人无论居家、立朝还是出外任职，一意讲授心学，或议论讲学，或建书院，或刊刻陆九渊、杨简、袁夑等人著作，在朱学逐渐取得官方正统地位的局面下维护并扩大陆学的影响，并以他们的道德、声誉受到乡亲的敬重和效仿。

明代中央政府对宁波十分重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通过书院等机构和措施在宋朝开始被传播到宁波，使宁波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时，书院不仅仅能够引领学术潮流，而且以王阳明等人为首的学者更是凭借其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宁波士子成为书院弟子。在接受书院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深受感染，肄业后，士子走向社会，宁波社会风气逐渐得到了改善。在明代，虽然宁波远离中原，但是却丝毫没有阻碍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人，以书院祭祀功能为例，书院祭祀为宁波传播儒家“礼教”这一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祭祀祭礼活动在礼仪方面有着多而严格的要求，因此能够达到改善当地社会风气的目的。书院通过选择祭祀对象而体现一定的价值导向，许多书院都是基于这种认识而设立祭祀，希望能够改善士习民风。书院祭祀并非限书院内部人员参加，而是经常有社会成员参加，包括地方官员、士绅、百姓。可以说，祭祀是一种社会教化活动。不同身份的人前往书院参加祭祀，实际上就是接受儒学的洗礼，从而达到社会教化功能。

谭佛佑认为，书院不仅改善了宁波当地的社会风气，而且在人才培育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宁波书院肄业士子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他们从最初对中原文化怀着极深的仰慕之情，到对中原文化产生了精深理会，再到身体力行著书立说，创办书院，逐渐缩小了宁波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宁波文化和中原文化开始交融和互补。可以说，宁波地区社会风气的改善离不开书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