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是书院的四大功能之一。自宋以来，宁波藏书事业勃兴，宁波的历代藏书事业，以私人藏书为主，书院藏书、官学藏书为辅；但私人藏书往往与书院教育紧密关联，是书院藏书功能的外部延伸。据统计，全国历代著名藏书家共5045人，宁波有109人，占全国总数的2.16%。[15]根据《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书中所列宋至民国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统计其总数为1248人，其中甬籍藏书家53人，占总数4.25%。[16]然而参考宁波地方志等资料，统计宁波自北宋至民国以来，甬籍藏书家共计286人，有明确名称可查的藏书处（藏书楼）208座，数量之多，名声之隆，令人叹为观止。[17]
宁波地区北宋时期藏书以楼郁和陈谧名声为最，开启了宁波历史上藏书风气之先河；南宋以楼钥的“东楼”、史守之（史浩之孙）的“碧沚”为最；元代以袁桷的“清容居”甲浙东，全祖望在《湖语》中说“南湖藏书，前王后袁”，“前王”就是指王应麟，“后袁”就是指袁桷。明初以丰坊的“万卷楼”居魁首，后数范钦的“天一阁”为第一。到了清朝，出现了黄宗羲的“续抄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姚夑的“大梅山馆”、黄澄量的“五桂楼”、徐时栋的“烟屿楼”、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等一批藏书楼，其藏书量均在五万卷至十万卷之间。宁波历代书院的藏书也颇丰，前文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私人藏书，各有目的，但从上面罗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宁波历代私人藏书名家与书院教育，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非常紧密。
在古代，书籍文献较今日更难获得，藏书更易与读书做学问相联系。如北宋的王应麟，南宋的楼钥，元代的袁桷，清代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徐时栋，无不是大学问家，无不跟书院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来看，自黄宗羲始，一传即为万斯同，再传为全祖望，又再传为邵晋涵、章学诚，大家辈出，均致力于藏书、治学和书院讲学。黄宗羲不仅开创了浙东学术之先河，创办了甬上证人书院，而且倡导了藏书与治学、书院讲学相结合的新风，加强了藏书与学术、书院讲学的纽带关系，并使之成为一种传统。“太冲（黄宗羲）先生之前，这种风气当已存在，先生之后，始成气候，藏以致用的目的更加突出，成为甬上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18]现今研究藏书文化，谈论藏书和学术的关系时，多举浙东学派为例，可见宁波藏书文化与学术、书院教育相关密切之特色鲜明。
宁波的藏书文化一直流传，到了民国间，宁波较有影响的藏书楼有张寿镛的“约园”、秦润卿的“抹云楼”、李庆城的“宣荫楼”、张之铭的“古欢室”、曹炳章的“集古阁”、孙家溎的“蜗寄庐”、朱鼎煦的“别宥斋”、冯贞群的“伏跗室”、林集虚的“藜照庐”、张季言的“樵斋”、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童保暄的“止园”、徐履谦的“夕可轩”等十多家。[19]其藏书除传统古籍外，有的贮存许多说部、戏文，有的收藏不少现代图书，有的已发展为专门学科藏书，有的已打破旧的封闭状态而乐于对外开放。直到今日，天一阁藏书楼存世已400多年，作为私人藏书楼能够像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世界上也少有。天一阁能够保存至今，反映了宁波“藏书文化”之深厚。宁波历代的藏书人家非常多，现在宁波的藏书人家依然很多。藏书与著书、读书、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多位一体，成为宁波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藏书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对文化、文明的一种追求，对人类创造成果的一种认同和崇拜。宁波素有“文献之邦”的美称，文脉源远流长，目前仍珍藏古文献和地方文献超过40万卷，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不仅道出了宁波自古以来的文化自信，而且表达了传承藏书文化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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