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鱼”之说

战国时，鲁国宰相公仪休非常爱鱼，所以经常有人往他家中送活鱼。然而，他一概拒绝。他说：“接受了人家的馈赠，免不了客套一番，这样一来自己很容易为了对方而触犯法律，最后难以逃脱免职的厄运。免职以后，你再喜欢鱼，也没有人会送，甚至也没有买鱼的钱了。所以我现在拒绝，今后我仍可以自由地买鱼赏鱼。”公仪休这段颇具哲理的“爱鱼”之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公安局外事处任职。我市是侨乡，那时申请去境外的侨眷如潮，每到接待日，接待室里门庭若市，其中尤以去香港的为多。根据内地和香港达成的协议，每年去港的名额有限制，在少得可怜的名额中分配到我市的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大家去港心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便成了他们眼中的“救世主”。其实他们出境心切，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与在境外的亲人长期没有往来，在境外的父母有的已年老体弱需要子女照顾，有的在境外创下一番基业需要子女前去继承，有的子女从小离开父母身边，急切地要去境外团聚……于是，那些急于出境的人，就通过找关系、挖门路，用“迂回包抄”的方法和我们套近乎。

那时我从部队转业不久，在本市除了岳父一家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偶然还是有人撞上门来。一天晚饭后，有一位一面之缘的“朋友”不知通过何门路摸到我家，离开时他掏出一块进口的手表说要送给我。那时我的工资才几十元，一只进口表价值几百元，如此珍贵的礼品，我坚持不收。他还以为我嫌他的礼轻，在环视了我家狭小的住房后对我说道，要是能助他出境，他可以将现租住的那套新公房调换给我。要知道那时社会上住房普遍紧张，能拥有一套新公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说来也巧，当时我正为住房的事而烦恼。我家的住房不但狭小，且没有灶间，正为烧饭的事而忧心，要是有套房就不会这样烦恼了。对方也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一再向我表白他换房是出于自愿的。但是我想到了公仪休的“爱鱼”之说。因此，我向对方说明，对我来说房子虽然十分急需，但我不能要。对方又一再表白，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合乎情谊的。我坦诚地告诉对方，既然认我是朋友，那就要为我这个朋友想一想。对方仍以为我在做“官样文章”，留下手表后转身要走。这时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你把礼品留下，我只好上缴公家了。再说，我看你的表也不是发“横财”得的，上缴了不亦怪可惜吗？这话不重，但对方掂到了分量，返身把手表收了去。后来那人符合政策条件，顺利去了香港定居。那以后我碰到送礼的人都用这个办法，屡试不爽。

有人认为送上门的礼不收，是个大傻瓜；也有人认为不收礼不合情理；还有人认为，送上门的礼物只要对方不说，谁也不会知道的。但是，我还是认定公仪休的“爱鱼”之说。

现在，我退休后享受到了公务员的优厚待遇，餐餐都可以吃到生猛海鲜，不由衷心地感激公仪休的“爱鱼”之说。

2005年3月12日

原载于《海曙通讯》2007年10月26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