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征兵季节，不由想起在部队那个大熔炉经受锻炼的情景来。
1966年，我读初三。一天，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们这些“三届生”被中止了学业，从此卷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旋涡中。然而在两年后的春天，发生了一件决定我命运的大事：部队首次来我家乡征兵。当时农村仍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习俗影响，尤其20世纪60年代初，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妄想反攻大陆的叫嚣声仍在我村庄的阴暗角落里隐隐回响，恰在这时，我和二哥都上了“壮丁线”，给家庭蒙上了一丝阴影。但是，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我和二哥，却争相报了名。后来，我体检合格被批准入伍。在人民公社的欢送大会上，我被要求作为入伍青年的代表发言，我激动地高呼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还把这些话记在日记里，成了我人生日记的开篇。
当时我们公社应征入伍的青年有三十多位，欢送大会后公社敲锣打鼓地用敞篷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我脱下学生装，换上了由武装部发给的军装，可惜的是还没有领章和帽徽。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外面正下着小雨，军用卡车蒙着严严实实的帆布，载着我们这些新兵离开了市区，向奉化方向驶去。当时，我们这些新兵挺老实的，在离开家乡时，还不知道部队驻地在哪里。军车驶离市区后，车上一个带兵的高个子排长才悄悄地告诉我们，来招兵的部队是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一团，团部驻地在台州地区的温岭县城，这才使我对部队有了一点朦胧的认识。
傍晚时分，军用卡车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温岭县城。那时的温岭县城很狭小，只有一条两三公里长的石板路从长途汽车站延伸到山脚边的温岭中学。这是县城唯一一条大马路，也是最繁华的商业街。石板路的右边有一条潺潺的溪流。那时的县委办公楼地处这条石板路的中间，成了我们团部首长办公的地方。从石板路进入县委办公大楼要经过一个天井，与天井相连的几间厢房就是团部直属特务连警卫排的驻所。我们这些新兵在县城长途汽车站附近下车后，被前来迎接的连队领导带走了，我则仍由那位高个子排长带着，循着这条石板路步行到团部。那时部队没有新兵连，我直接被分配在警卫排见习。
那天晚上，团部在县委大礼堂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部队首长要我代表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我挺紧张的。因为从未在这样隆重的场合发过言，再说我这个人从小内向胆小，幸亏那个高个子排长鼓励我，还帮着我修改了发言稿。欢迎大会开始了，台上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没有多想，霍地从座位上起身，快步走到台上，向会堂上黑压压的人群敬了一个刚学会的军礼后，就照着稿子念了一遍，然后又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虽然台上发言只有几分钟，但是多少年来我一直清晰地记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激励着我奋发向上。
在警卫排见习时，我被分配在一班，班长是上海南汇人，姓余。我从他那里还知悉警卫排有三个班，一班、二班是长枪班，三班是手枪班，即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他还告诉我警卫排大胡子排长原来是南京军区司令员钱钧的贴身警卫员，这使我不由得对大胡子排长和他带领的警卫排肃然起敬。
清晨，听到起床的军号声，我迅速起床，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然后在大胡子排长的带领下，到不远处的温岭中学操场与特务连的其他几个排会合，一起做早操。早操大多是队列训练，一周也有两次背着背包去爬山。我们这些新兵，白天的训练项目主要是射击，由一个浦江籍的副连长给我们上射击课。他把射击的要领归纳为“一般高，两相等”，简单明了，这使我很快掌握了射击要领。在实弹射击中，我的每一发子弹总是“八九不离十”，成绩在新同志中名列前茅。
在警卫排见习时，团首长经常来看望我们，嘘寒问暖可亲可爱。老同志耐心指导我们在部队的生活起居，亲密无间赛过兄弟。部队还奉行以理服人，上下级和新老同志之间不以势压人，从而改变了我过去在“大人国”时没有发言权、动辄遭到苛责的尴尬境地，而这种受到平等对待和被人尊重的感觉，让我倍感亲切。
尤其是当我佩戴上红领章、红帽徽，成了“钢铁长城”中的神圣一员时，昔日的自卑感一扫而光。部队首长经常给我们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人的职责，使我这个毛孩子第一次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当兵是光荣的，但是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尤其是报务员。在警卫排的见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在特务连十五瓦电台当报务员，随即团部的通讯参谋带我们到了在温州“支左”的师部，在温州广播电台发信台接受为期一年的报务训练。集训结束后，我又回到原来的单位，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报务员生活。那时一个电台只有五六名报务员，需要二十四小时值班，且每年都有老同志去探亲和培训，人手非常紧张，常常是上午值班后，当天还要值深夜班，到睡眠时脑子里仍是“嘀嘀嗒嗒”的电码声。由于长时间值班，缺乏体力锻炼，人身心疲惫，几年后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心脏疾病。
那时，为对付“北极熊”，部队的战备训练变得十分紧张，常常是居无定所，食不甘味。最辛苦的则是每年冬季为期一个月的千里野营大拉练。我身上背着沉甸甸的电台或者笨重的马达，脖子上还要挂上装满大米的干粮袋，爬高山，涉泥潭，日夜兼程，风雨无阻。每天的百里行军，常常是身上一身汗，脚下一层泡，但我都承受住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当报务员时，我年年被评为优秀战士，四年以后又成了部队的一名基层干部。
1978年部队精简，我所在的电台被撤编，于是我转业到地方，成了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当时的机关工作人员并不吃香，但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已心满意足。
回顾人生，当兵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我走上了革命之路，健康成长之路。转业后，二哥对我当兵一事仍羡慕不已。他说，他当时也去当兵的话，也许比我还强哩。
我相信他的话，因为好男儿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能百炼成钢。
2002年10月31日
原载于《海曙通讯》2011年11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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