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肩膀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有了大哥和二哥。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处处急需用人。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热潮。有钱的踊跃出钱捐造飞机大炮，没有钱的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真是人多好办事啊！

当时，政府鼓励多生孩子，有的一家有五六个，母亲被评为“光荣妈妈”，还戴上大红花哩。再说那时，要想实行计划生育也难，尤其在农村没有那个意识，更没有避孕用品。我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又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出生，一家十口，成了“大户”人家。

那时父母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他们都要参加农业集体劳动。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互助组”——大的照顾小的，小的照顾更小的。大妹读了两年小学后，父母亲认为她是“互助组组长”的合适人选，就让她辍学了，并把全家的后勤保障工作，如做饭、洗衣、喂鸡、喂猪、打扫卫生等活全交给她，稍有空闲，她还要打草帽。“双抢”季节，男劳动力在伸手不见五指时回家，可以坐在桌子边美美地享受大妹准备的“丰盛”晚餐，而忙了一整天的大妹却还要把家中男劳力换下来的脏衣服一件又一件地放到脚盆里捧到河埠头去清洗。大妹热心于家务，从未听到她的半句怨言，不愧是称职的“互助组组长”。

虽然家中有了称职的“互助组组长”，父母对家务少了一点牵挂，但是，那时农村生产力低，要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谈何容易。时时感到肩上担子重的父亲，只能起早贪黑地埋头在田里干活。

插早稻秧时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父亲出工时只在瘦骨嶙峋的身上披一件破棉袄，腰上扎一条稻草绳。为了和老天爷争时间，他每天早晨饿着肚子下田拔早秧，太阳升到半空时，母亲或者大妹才提着篮子送来早餐。一只篮子里装着一碗泡饭、几根萝卜干和一壶温开水。我看到父亲默默地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地一下把泡饭吃完了。然后捧起瓦茶瓶，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上几口带有泥土芳香的温开水，顺手捋一下沾在下巴上的水珠，脸上露出一种满足感。后来，我参加了这种粗犷的劳动，才明白父亲容易满足，那是因为他懂得劳动果实来之不易啊！

插秧时，父亲双脚踩在刺骨冰冷的稻田里，腰如满弓，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利索地从左手取过一株株秧苗，唰唰唰地插到稻田里，两脚往后移动……从事这样原始的劳作，不一会儿就会累得他腰发酸，眼发花。身旁的人不时地站起来歇一歇，但父亲仍像拜佛那般虔诚，不肯停下手中的活，继续把一束束稻苗整整齐齐地插在稻田中。其实，父亲并不信佛，自然谈不上对佛的虔诚，却崇拜生活之神。在他的眼里，生活之神就在身边，把稻田一犁犁耕起来，把稻苗一株株整整齐齐地插下去……她都会看在眼里。你不欺骗她，到时就会有好收成，就会有一家人温饱的生活。我想，这也是庄稼人朴实心态的由来吧。

夏季是个抢收抢种的季节，也是一年中最繁忙最劳苦的时节。父亲的身体虽然不如其他的壮劳动力那般结实，但他干的重力活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挑稻谷担子是“双抢”中最重的活，一担有两百多斤，又是正午酷暑的时候，大家又累又饿，精疲力竭，要挑起两百多斤重的担子谈何容易。再说，父亲个子不高，力气也不如其他壮劳力，要挑起这样的重担，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时，被汗水泡得像落汤鸡的父亲，头顶烈日，脱下湿淋淋的衬衣用力地拧汗水，拿着衬衣擦了擦满头大汗后，垫在肩膀上，拿起扁担走到两箩稻谷担子中间，把箩头绳系在扁担两头，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子，站稳两脚，使出浑身的力气。站立起来的同时，肩膀和肋骨腰骨发出嘎嘣声。他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挑起两箩稻谷，又踉踉跄跄地跋涉在齐膝深的稻田中……我想父亲的大半生无不是在这般艰难跋涉中过来的啊！

父亲硬是把稻谷担挑上田塍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他稍喘一口气，又蹒跚着把稻谷担挑到岸边的船上。父亲和其他社员一趟又一趟地，直到把全部稻谷都挑到了船上，简直难以置信。我常常想，这也许是父亲不向命运低头的秉性使然，也许是父亲身上的担子比这肩上的担子更重，使他开弓没有回头箭。

冬天按理是个农闲季节，但是合作化后农闲变成了农忙，史无前例又轰轰烈烈的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的基础工程开始了。那时的所谓平整土地，其实就是挖祖坟。我家乡是平原地区，祖坟就做在田中央，这样不但给每年的耕作带来不便，而且占用了宝贵的农田。旧习俗认为，挖祖坟是不吉利的事，子孙后代就会倒八辈子的霉，但是父亲带头把自家的祖坟挖了。这需要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勇气，他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土改时，干部了解到父亲有点文化，又曾因为新四军护送公粮而负过重伤，打算让父亲担任乡长。没想到父亲婉拒了。后来，我听说了这件事，对父亲当时的决定十分不解。要知道在现在人的眼里，乡长可是一个不小的官，许多人还求之不得哩。父亲给我解释说，当时担任乡长一年只有一百六十斤大米的补助，而刚分到的十余亩农田却无人帮助耕种。

那时正值公社化，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尽职尽力。白天，他和社员们一样参加劳动，还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尤其是“双抢”季节，那时乡下还没有闹钟，父亲凌晨三点就起床，挨家挨户地叫社员出工。晚上评好工分派好工，已是十点多钟了，要是夜里下大雨，父亲又要背上锄头赶到田里，把稻田中的大水一爿爿地放掉。

评工分在当时是比较热闹的事，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可是轮到父亲时，自报分总是比别人少一些，自然大家没有异议，而我却觉得父亲太软弱。父亲还告诉我，当生产队队长是个义务工。一次大队领导看到父亲以身作则，一家人生活艰苦，准备一年补贴他一百工分（当时相当于一百多元钱），也被他婉拒了。我对父亲总是吃亏的做法很不理解，而他却不容分说地说：“当干部就得吃亏。”父亲一生清贫，公私分明，乐于奉献，深得村里社员的尊重。尤其是“当干部就得吃亏”的话，一直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说到全家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销，父母口中常挂着“蚕吃桑叶”那样的话。虽说当时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但是我一家十口的开销比蚕吃桑叶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在穿衣上，那时农村有一句口头禅：“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话虽然这样说，但父母亲在平时总要给我们每人缝制短裤，过年时还设法给每人做上一件新衣服。因此，父亲每当上城里时，总会在洋布店找零头布，没有零头布就买余姚土布，让母亲给我们缝制衣服。农村的孩子没有鞋穿，常年赤脚，到了寒冬飘雪时，我们大多只能躲在家中避寒。穿着上已如此克勤克俭，也只能勉强克服，但是家中十张嘴真不容易对付。无奈，父亲与村上的其他人家一样，让只读了初小的大哥和二哥先后辍学，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忙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改善一家人的伙食，父母亲可谓操碎了心，往往在年初就从长计议。

春天，父亲从城里的三市买回各种菜籽、豆秧，以及小鸡和小猪，供家里种植和圈养。但是，上半年只有投入，没有收成，尤其是插下早稻秧后，紧接着就是“青黄不接”的时期。那时家中的日常生活主要靠母亲起早贪黑地打草帽维持，她把家中唯一值钱的鸡蛋卖了换回酱油和盐，但还是应付不了“蚕吃桑叶”的尴尬局面。无奈，父亲厚着脸面求爹爹告奶奶地去向村里人借债，也有好心的邻居总是借给我家一些生活费，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这样的困境中，父亲仍设法供着我和弟妹的几个书包，而我常常因向父亲“逼债”（要书学费）不成而心生怨言，现在想来，我是多么不孝啊！

夏天，父亲为了改善“双抢”期间家里的生活，又为节约铜钿，就赶到三江口，向泊在那里的舟山渔船直接批发当时很少人问津的虾皮、龙头烤、带鱼丝烤、咸鳓鱼和目鱼蛋等水产品储藏在家里。当我和哥哥从田头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坐到餐桌前，看到这些干海产品时，浑身就有了精神，吃起饭来也格外地香。

秋天，父亲将自留地里收上来的豇豆、芝麻、毛豆等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生活急需品。

春节前是一家人一年来副业生产的收获时节，我们也像现在的“清仓大甩卖”一样，把养了一年的大公鸡、肥猪肉等都挑到城里的菜场上去卖，换回全家人过年时急需的布料和日用品等。有时大哥和父亲一起到城里菜场去卖农副产品，惊奇的是我的初中老师总能一眼判断出大哥与我是一家人，而争着购买我家的农副产品，这使我很感动。在那样的时候，父亲似乎成了个商贩，但在那时当商贩是件没面子的事。

记得一个星期天，父亲硬叫我挑着两篮新上市的洋芋艿和他一起去城里。到了仓桥头的马路菜场后，父亲把自己的两箩洋芋艿和我的两篮一起倒在马路边上，让市民挑选，还不停地和他们打招呼。而我却低着头，脸上发烫，身上发热，好像卖的不是自产自销的农产品而是“贼偷货”。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的生活更困难了。其实在那几年，我村仍获得了丰收，但为了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村里从本来就是低标准的口粮中挪出一部分卖给了国家。全村一度陷入困境，而父亲毫无怨言，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党员身上的责任。

为了渡过难关，父亲想方设法，动足脑筋。春天，父亲叫我到城里罐头厂排队买老笋头，我用一根小扁担挑着两篮老笋头，颤颤巍巍地回到家。母亲用咸菜卤烤，那香喷喷的气味还挺诱人的。夏天，父亲又叫我上城里的菜场，买一种很少有人问津的莙荙叶子，装满前后两个竹篮子，我又用那根小扁担挑回家。大妹把莙荙叶子洗干净后切碎，放在饭锅里，再撒上几粒米熬粥喝。冬天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得不去野外挑野菜，挖革命草草根和剥榆树皮来充饥。有了父亲宽阔的肩膀，全家人终于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困难时期。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家里的子女都“出道”了，父亲也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总是闲不住。他有一手搭浆板（甜酒酿）的好手艺，冬春时节他挑着自制的浆板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去叫卖。有时路过我家，硬是留下一大碗浆板，且把甜甜的浆板卤盛得满满的。这时父亲的心里应该和浆板卤一样甜蜜。这也是从土地中解脱出来的农民的一份喜悦吧。在他的影响下，我村成了附近闻名的浆板村。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说，他挑着两篮浆板在一条巷子叫卖，看到前面一个四五岁的儿童跌倒在地，哇哇大哭，他没有多想放下篮子迅速把那个儿童扶起。谁知，他刚扶起儿童，一位中年妇女闻声从墙门里出来，看到这一幕，不由分说地斥责我父亲。不管我父亲如何解释，对方还是嚷嚷不止。当时巷子里没有过路人，无法证明父亲的清白。事后，父亲为此感慨万千，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父亲年逾八旬时，家中四世同堂，享受着天伦之乐。遗憾的是，两年前母亲不幸离他而去，他一度陷入悲痛中，而糖尿病更让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两脚总是闲不住，总是绕着村子蹒跚而行。

为父亲的安全着想，我曾多次劝他出门拿根拐杖，但他还是那样执拗，不愿拿着拐杖助行。他行走的样子犹如一张绷紧的弓，显然那是父亲经历了沉重的岁月而留下的印记呵！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为了这个家，不知操了多少心，付出了多少力气，流了多少汗水啊！可是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次“闯祸”竟让父亲怒不可遏。那是发生自然灾害那年的秋天，一天放学回家后我肚子饿得慌，楼上楼下找吃的，忽然抬头看到了挂在楼板下竹盘子里的洋芋艿种子，就悄悄地拿了两个放到村外的焦泥堆里煨熟后吞吃了。不知此事怎被父亲得悉，他收工回家后火冒三丈，不问缘由地把我按倒在长凳上，口中发狠话：“你不要一家人命，我先结果了你的性命。”幸而母亲及时赶到，才使我免了一顿暴打。当时我对父亲一反常态的行为很不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父亲对我无情，而是他肩上压着千斤重担啊！

父亲啊，虽然您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在我们子女的心中，您永远有一副压不垮的肩膀。

2006年8月23日（阴历七月三十日），父亲施孝庆突然病逝，不胜悲痛，作哀悼诗一首：

一生“征战”苦，昂首不弯腰。

白首背肩曲，孱身拐杖摇。

耄耋失内助，意志比天高。

病入膏肓后，乘风上九霄。

原载于《鄞州文学》2016年8月第4期

此文根据《给父亲的一封家书》修改，该家书获得2006年宁波市文明办公室、团市委、市邮电局、市教育局、市少工委举办的“感恩父母家书大奖赛”成人组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