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家做客

在我幼时，听大人说我家姻亲中有一个大伯父，新中国成立前在四明山的三五支队做地下工作，后随部队北撤。抗美援朝时他所在的二十军奉命到朝鲜参战，回国后部队曾驻扎在宁波市下白沙的草马路一带，当时宁波的亲眷都去驻地探望过大伯父。我父亲回来后说大伯父家有好几位警卫员，他是个当大官的。在我们亲眷中，祖祖辈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今出了个大人物，大家都欣欣然，好像脸上都沾了光，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一件大喜事。

20世纪70年代初，我所在的部队从温州调到杭州留下镇，恰巧与我一起长大的表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也在浙江大学读书。一个星期天，我们俩一起到他大伯父家做客。当时大伯父家位于柳浪闻莺附近的劳动路上，是一幢独栋式洋房，每一层有两户，大伯父就住在三楼靠马路一面，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行人。大伯父家的住房为三室一厅，总面积不到六十平方米。唯一能吸引人眼球的是他家有一个蹲式抽水马桶。要知道那个时候城市里家家户户，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木制马桶，且每天傍晚都要翘首等待马桶车的到来。由此可知，抽水马桶在一般老百姓家的地位了。

我到了大伯父家，发现家里没有保姆，家务全由外婆打理。外婆瘦瘦的个子，操着萧山口音，身姿矫健，十分好客，热情地招呼我们，给我们每人泡了一杯热茶水，就去厨房准备午饭。她把早上买回来的蔬菜一一清理，我们也学着在一旁帮忙。到了正午，大伯父回家来吃饭，未见到他人就听到他与人热情招呼的声音。大伯父推门进来，我见他身材不高，一米六左右，但身体很结实，尤其是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与我们亲切问好，一一握手，犹如久别的老朋友一般。那时我还是个小兵，未见到大人物时心中诚惶诚恐，如今见到了心目中的大人物，见他却是如此谦和，如此平等待人，我十分感动。吃饭时，我好奇地探问大伯父在部队时的职务，他只是憨厚地一笑。外婆插话说他是二十军副政委，转业后在杭州市当副市长。之后他的大儿子余建尔还告诉我，大伯父在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时，是慈溪县龙山区的首任区委书记哩。大伯父确实是个老革命，是个大人物，我不由肃然起敬。但是在家里，在待人接物时，他并不以老革命、大人物自居。我后来多次到他家做客，星期天他在家休息时，一样拣菜、洗菜、烧菜、做饭。更使我感动的是，一次饭后大伯父竟然与我聊起他家几个孩子的一些家事，完全没把我当小辈看待。大伯父生活很平静，休息时很少有人来家里找他。大伯父也没有什么嗜好，只有抽烟和下象棋的爱好，也许是在战争环境中养成的。战争间隙下象棋，正所谓换换脑子。

大伯母那时在杭州市民政局上班。她待人热情，讲话幽默，更愿替人排忧解难，所以常有客人到家里来拜访，而她从不感到烦忧和不快，总是热情接待。一次，她知道我还没有女朋友，就千方百计地为我物色合适的对象。后来，她想起在宁波工作时结识的一位老干部有一位千金，与我年龄相仿，就为我牵线搭桥。在我回甬探亲时，她赠我两盒金丝猴奶糖，要我转赠宁波的那位老同事。据我所知，当时的金丝猴奶糖可是个稀罕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来到杭州游览，临别时当地政府赠送他的礼品也是这上海生产的金丝猴奶糖。大伯母也是一位老干部，却为我这无名之辈牵线，此情此意，今生难忘。

有一次，伯母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回答正在学习写小小说，伯母听了很高兴，要我下次带给她看。之后，我把涂鸦的习作交给她，心里却忐忑不安。谁知她在百忙中阅读了我的习作，又交给了《杭州文艺》杂志社的一位主编薛家柱老师。薛主编审阅了我的习作后，在我的习作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他的评语和对我的寄语。这对我这个在写作上初出茅庐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更惊喜的是，没过多久，《杭州文艺》编辑部又邀请我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工农兵作者培训班，部队领导也十分支持我，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当时培训班有十几个人，当兵的有两人，除了我之外，另一位是衢州探矿部队的战士。这事已过去了多年，但是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尤其是《杭州文艺》编辑亲笔给我回复的稿件，至今我仍珍藏着。它是我初习写作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时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

后来，部队从留下调到杭州郊区的乔司农场。年底的一天，当地政府的拥军慰问团来到我部，我所在的特务连队和团直单位列队到营房外欢迎慰问团。当我们远远望见慰问团时，连队的人就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当慰问团走近时，部队政委迎上前去与率团的团长亲切地握手。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团长不是别人，正是大伯父。他满脸灿烂的笑容，就像盛开的鲜花。可见，军民鱼水情深，大伯父作为曾经的一名军人，和部队之间永远有一种割不断的情谊。

弹指一挥间，到伯父家做客的事已成往事。但是，伯父、伯母待我情深，我没齿难忘。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