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八姨太

袁世凯去世后，为了在何处下葬的事，克文与克定兄弟又发生了争执。克文坚持说父亲生前曾在太行山中选择了一处墓地，应当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克定非要将先父葬在洹上村附近，以便于家人祭扫。克文拗不过克定，遂遁走天津，以致几年后克文还痛悔称:“先公之葬，竟不得临，此文终天之恨，而不或逭之罪也。”从此两人互不往来，克定来北京，克文则去天津;克定来天津，克文则回洹上。

袁克定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道貌岸然”、“循规蹈矩”的人物，时不时也会流露出和乃父一样的专制作风来。他总摆出一副恪遵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样子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仅对父亲和生母于氏极其恭顺，就是对待各房姨太太，也同样周到尽礼尊敬。他对弟妹们也极为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微笑，但弟妹大多对他敬而远之。

袁世凯下葬后不久，在徐世昌的主持下，袁氏各房就分家了。据叔祯回忆，家产是这样分配的，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四十万银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十二万银元，加十根金条。此外，还有折合成银元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女儿们每人给嫁妆费八千银元。正室于氏和各房姨太太不另分钱，随自己所生的子女一起生活。每房还分得一皮箱袁世凯生前的贵重衣物。

袁氏在北京锡拉胡同、炒豆胡同、海淀挂甲屯的房产，在天津地纬路、平安街、大营门的房产，以及彰德的老宅由各房居住，当时并没有析产。几个姨太太先后随着自己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于氏和九姨太回彰德住了一段，后来也分别移居到天津和北京。

是年11月，克文生母金氏在天津寓所抑郁而终，克文称“奉慈母南迁，闻先生母病，星夜北驰，及至天津，而先生母已于前一日遐逝矣。弥天之痛，一岁而两丁之，心摧肠崩，而生气尽矣”。

金氏在去世前几天，曾与克文说起两件事，一是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沈氏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从此她的左腿经常疼痛，不能伸直。还有，当初，在平壤她嫁给袁世凯时，以为自己是正室，没想到上面还有一位大姨太沈氏，按照年龄，金氏的陪嫁女吴氏又成为二姨太，自己却只落得个三姨太的身份。谈及后来，她又随着袁世凯离开朝鲜，更是倍加伤感。克文不住地劝解，表示今后一定侍奉好母亲。

同为金氏所生的袁叔祯在回忆金氏时说:“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有一次“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还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在中南海内一处院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

在彰德的袁克定得知三姨太金氏去世的消息后，立刻打电报给克文及其他弟妹，不准金氏穿着凤冠霞被入硷，将来安葬时，也只许埋在袁公林的边上。他还特派专人到津，分派一切，遭到克文、叔祯兄妹的强烈抵制。

袁克定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其私生活却相当腐化。他的元配是原湖南巡抚吴大澄的女儿吴本娴。他属虎，夫人属龙，为了破解所谓的“龙虎斗”。袁克定又娶了一个属鸡的马姓姑娘做二房。后来又娶进了一个唱“髦儿戏”的二姨太。这个二姨太非常厉害，克定既怕她，又很宠爱她。克定在于氏病逝后，把家从天津搬到北京宝钞胡同。他经常带着一些“男宠”在颐和园、西山、汤山，尽情地玩乐挥霍。

1938年春，袁克定从北平来到天津，主持第二次分家。这次所分的是卖掉北平和天津两地的五处房产，以及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的所得。此时，克文和克藩已经分别去世，其他克字辈兄弟均分财产。据说克定背着其他弟妹将袁世凯生前存在法国银行的二百万法郎，以及一批珠宝古玩字画和其他房产私下里独吞。十弟克坚曾找到他提出质问，克定支吾其词。尽管克定分得的遗产最多，但由于他过惯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生活，抗战以后他已经一贫如洗，不得不靠亲友接济来过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