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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务长

时间:2023-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翌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委员会所提《清华大学工作组织纲要》。根据纲要,清华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6年春,时年三十七岁的梅贻琦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第二任教务长。当时清华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为数不少,梅贻琦之所以当选,梅夫人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梅贻琦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出他的民主作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共有教职员十一人。

民国成立时,全国大学只有四所,学生只有两千多人。十年后增加到十九所,到1925年达到四十七所,学生达到两万多人。一向以“办一所模范学校,俾国内学校有所效法”的清华,受到来自校内校外的许多责难。此时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中山大学等国立大学,私立的南开大学以及燕京、辅仁、齐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都办得各具特色、虎虎生风,而有充裕经费和一流师资的清华却仍保持着大专程度,引得众多清华教师不满。

实际上清华改办大学的设想早在周诒春担任校长时即已提出。由于诸多原因,直到张彭春出任教务长时,才开始启动。张彭春系张伯苓之弟,与梅贻琦同为南开中学校友和留美同学。1924年2月,清华聘请胡适、范源濂、丁文江、张福运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同年10月组成“大学筹备委员会”。

翌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委员会所提《清华大学工作组织纲要》。根据纲要,清华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学制拟定为2—3年,分专门和普通两科。由于改制方案过于激进和笼统,普通科目标不明确,不文不理,与国内大学不相衔接。教师和学生们众说纷纭,对学制、组织方式均有许多批评。张彭春不得不宣布辞职。

按照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意见,校方决定原由校长聘任的教务长一职,改由教授会推举。1926年春,时年三十七岁的梅贻琦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第二任教务长。当时清华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为数不少,梅贻琦之所以当选,梅夫人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出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作为主席他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

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对改组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将普通科改为学系制,将基础训练缩短为一年,大学改为四年一贯制,修业期满后授予学士学位。大学部依社会需要设国文、西语、历史、哲学、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工程、政治、经济、社会、东方语言、农业、体育、音乐共十七个学系。将全校教师按学历专长分为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分属各系。制定《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留美预备部停止招收中等科前期学生(12—13岁),高等科继续办理,到1929年最后一班毕业为止。

当时北大研究院设有国学系科,因办学经费不足,胡适竭力游说清华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梅贻琦,希望在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清华方面认为“整理国故科学化,与西洋文化相沟通”颇具意义。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并派卫士生辅助打理筹备事务。清华开始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吴宓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研究院,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工作。胡适谦虚地表示自己“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被清华的诚意所感动,成为国学研究院最早的一批教师。他们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会通中西、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共有教职员十一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为导师,李济为讲师,还有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三位助教。以后前来任教的还有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等人。

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指导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专题研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说文练习,指导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专题研究。陈寅恪讲授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指导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专题研究。赵元任讲授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专题研究。李济讲授人类学、社会学,指导中国人种考专题研究。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制参考借鉴中国书院和英美大学研究院的优长,采用导师制,强调学生自修,研究期限为一年。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研究生七十三人,其中有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人。

研究院成立之初,由秘书吴宓处理日常事务。一年后吴宓辞职,院务由教务长梅贻琦直接管理。苏云峰说:梅贻琦“以一个外行人,主持国学研究院教务会议两年凡二十二次,解决了许多问题而未曾出现什么差错,不愧为一位卓越的学术行政领导者。他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经常接触的心得是:‘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可见他因尊重他们,所以才能领导他们”。

1927年夏,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梅贻琦亲自为其料理后事。翌年,梁启超离校,赵元任转投中央研究院,罗家伦决定国学研究院停办。

1928年5月,清华学校评议会主席温应星报告:拟呈部将驻美学生监督赵国才调回国,改派本校教授兼教务长梅贻琦任驻美学生监督。当时清华校刊发表消息说:“近来,监督处开支泛滥,政府及本大学校长对前任监督一再函电指责申斥,令其撙节。梅先生两任本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公正廉洁——到美后必有一番改革。”

是年9月,临危受命的梅贻琦到华盛顿后,发现监督处的财务比较混乱,立即着手清理。清华学校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分散在全美的清华留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梅贻琦为了节省经费,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1929年冬天,韩咏华携子女赴美后,她亲自下厨做饭,不计报酬。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

梅贻琦把监督处办成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来休假。他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假日,他也允许学生们在这里打打桥牌,搞些健康的文娱活动。后来有些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活动。当时常来的学生有蒋以绵、何义君、王炳南、陈志迈、王玉霭、钮明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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