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银行争夺战

段芝贵意欲置张镇芳于死地，还要让他倾家荡产。张镇芳入狱后，段芝贵游说鼓动段祺瑞委派时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吴鼎昌接管盐业银行。吴鼎昌自任总经理后，即要求所有老股东已认股本的，一律限年终交齐，否则由新股东加入。吴的用意是想借机削弱张镇芳的股权和影响。张伯驹不惜举债，想方设法凑齐了张镇芳未到账的十万股款。1918年初，盐业银行成立董事会，吴鼎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镇芳只被选为董事，已经辞去军职的张伯驹当选为监事。

1920年，黎元洪二次出任总统后，因张伯驹贩灾有功，以简任职存记任用，并授二等大嘉禾勋章。皖直大战后，伯驹陪其父张镇芳到奉天看望张作霖，住在张的大帅府后花厅。每日都有宴会，饭后打麻将，张作相、许兰州、鲍贵卿、孟恩远等奉系将领轮流相陪。临别时张作霖与张镇芳彻夜长谈，还委任张伯驹为奉军总司令部总稽查。伯驹在那里从未领过薪水，也没有到过任，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1921年4月，奉父命伯驹又去奉天面谒张作霖。张伯驹与张作霖谈及盐业银行如何被吴鼎昌攘夺，怎样被接收改组。张作霖大为震怒，说道:“我可以出来说话。”伯驹说:“你不是股东，怎么说话?”张作霖说:“我可以入股。”于是张伯驹将自家的股权让渡给张作霖五万。张作霖立即打电报给吴鼎昌，质问他盐业银行是张某人创办的，你非发起股东，如何能当总经理，这是不合法的，我以股东资格，请你说明道理。吴鼎昌知道张大帅得罪不起，急忙请与张作霖颇有交情的北洋大佬张勋出来了事。

不久，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岳乾斋将张伯驹约到天津德租界张勋宅子里商谈。经张勋说合，双方达成协议，由张镇芳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除了每年的股金红利外，另加一笔三万多元的盈余红利。张伯驹任常务董事，每月可领车马费五十元，年终还可以分得红利四五千元。这次谈判的结果，不仅为张氏父子争回了面子，而且又获得了经济权益。从此，吴鼎昌对张氏父子也客气多了。张镇芳对于伯驹办的这件事极为称赞。

1927年，张作霖自任中华民国大元帅后，曾派亲信董士恩到天津邀请张镇芳来京，张镇芳父子居住在西城弓弦胡同一号自家私宅。在中南海居仁堂张作霖正式请张镇芳出面组阁，张镇芳当时没有表态。回到弓弦胡同家中，张伯驹力劝父亲:“你的政治生命在复辟一役中已经决定了一生毁誉，而且现在南方革命军是一种新生力量，揆诸大势，胜败难言，以不出来为是。”张镇芳颇以为然，他又与张作霖周旋了几次，吃了几次饭，陪着张作霖玩了几次麻将，就婉辞回津了，继续过他安逸悠闲的寓公生活。

后来张伯驹又出任盐业银行总稽核，他经常带着查账的杨西铭、陈香雪和协助处理公文信函的白寿芝三位助手，到北平、上海、汉口等分行视察业务和考核账目。起初他兢兢业业，认真督查，发现有些分行经理违规操作，恶意透支，放款中隐藏着大批呆账、坏账。于是他向吴鼎昌建议，要严格控制经营风险，对某些违规操作的当事人严惩不贷，并及时处理呆账、坏账。

吴鼎昌表面上接受张伯驹的意见，对于他那些亲信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属分行经理们更加为所欲为，令伯驹心灰意冷。从此，他只把到各地巡视当做例行公事，走个过场。每次他去上海、汉口、北平各分行查账时，只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盖个图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自己也落得个清闲。

伯驹虽出身显贵豪门，性情却博雅通脱，心怀坦荡超逸。他对从军、经商均无大的兴趣，“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伯驹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整日沉湎于诗词书画和戏曲艺术之中。

伯驹的一些行为习惯也很“怪”。有时候大家谈笑风声，而他却坐在一边摸摸下巴，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他到朋友家做客，若朋友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三个小时，仍旧是摸着下巴、拔胡子。伯驹出身于官宦世家，却对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朋友们就给张伯驹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伯驹也应声，后来在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