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张伯驹写就《丛碧词话》，印成油印本在友人之间传阅，二十年后方正式出版。也就在这一年他和潘素的命运有了一次重大的转机。
陈毅一直惦念着张伯驹夫妇工作和生活的着落，他在新四军的老部下、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于毅夫来京开会，顺便看望老领导。陈毅谈起了张伯驹夫妇，提出能否在吉林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于毅夫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和燕京大学，曾经担任过民国初年天津市长张学铭的秘书，对张伯驹的情况相当了解，他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这一年秋天，张伯驹夫妇突然收到来自吉林长春的一封电报，内称:“伯驹先生并潘素女士: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工作。翘盼待复!又:潘素女士可一同来吉，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后来曾说到，他在共产党里有两位好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宋振庭。功勋卓著、人格高尚的陈毅元帅自不待说。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也是党内博学多才的人物。其人出身贫寒，早年在北平求学，抗战爆发后，投奔革命，就读抗日军政大学，历任延安马列学院、华北联大哲学教员，还打过仗。宋振庭天资过人，深思好学，对政治、经济、哲学、诗词、戏曲、书画、考古和宗教都颇有研究。
深秋时节，张伯驹、潘素乘火车到达长春后，即受到吉林方面的热情接待。张伯驹被安排到吉林博物馆任研究员，数月后被任命为副馆长。潘素被安排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从事国画教学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们又一个十年的生活。
张伯驹到任后，即着手整理鉴定大量的原来馆内遗存，经过认真鉴定和梳理，对博物馆的家底有了详尽的了解。不久他就提出，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征集和收购力度，把明清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作为收藏重点，加强对董其昌、齐白石、张大千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收购力度，力争把吉林博物馆办成某些文物门类收藏和研究的中心。在张伯驹的努力下，该馆的藏品日渐丰富。
在长春，张伯驹还结交了几位好朋友，如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省吾、罗继祖，以及裘伯弓、阮威伯等文化名流。吉林博物馆有一古代书画鉴定组，由张伯驹主持有关人员审定，他当时提出建议:借着每次会审，研究谈笑之外，关于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大家可以随着写来一篇文章，稍积累后装订成册。诸位专家一起响应，于是结为“春游社”，还邀约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一些意趣相投的学者参加这一活动。
1965年，博物馆组织一个馆藏书画作品展览，张伯驹与潘素商量决定将家藏的三十余件文物字画一并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圣教序》等著名碑帖。宋振庭也捐出金末画家何澄的《归庄图》，于省吾先生捐明代马守贞《兰花卷》。
张伯驹夫妇捐出的宋杨婕妤《百花图》最为珍贵。张伯驹离开北京时，邓拓曾找到张伯驹说:“能不能把《百花图》留在北京?”张伯驹回答得很干脆“不能”。《百花图》为素绢本，分为十七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伯驹在劫难逃，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夫妇两人先后遭到揪斗。张伯驹写下了《金缕曲》两阕，以抒发心中的愤懑:
耆旧凋零叹。想承平，梨园白发，物换星移。龚陈已老长林死，惟有此翁健在，算留得，灵光鲁殿。脸谱庄严工架稳，看演来，叱咤风云变。须传此，广陵散。有谁不挡兼昆乱。无奈他，失之子羽，艺高价贱。当日只将师傅恨，为何不教学旦?真话把我家眼现，梅尚荀程皆有党，向谁人拼命捧花面?空出了，一身汗。
《金缕曲》被造反派发现后，张伯驹除了“反动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等罪名外，又被扣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按照“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张伯驹被迫从吉林博物馆退职，后来又与潘素一起被送往吉林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插队落户并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张伯驹已经年逾七十，生产大队负责人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这里的冬天特别冷，建议他们返回北京投亲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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