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天，叶恭绰将叶公超送到素以学风校风严谨著称的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公超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打上密密麻麻的红圈，并在教室中“贴堂”，他一直保留着那时写下的十几篇作文。在一篇题为《自振》的作文中他写道:“余幼失怙恃，人闻者恒怜吾，而言吾命之薄，缘之悭，而余则否焉。盖人之成伟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势而成之也。是必出于万难之中，而拔于怆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后有此成之也。”可见其志向不凡。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国内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耻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5月4日，北京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旗号，学生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派出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二人。
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以及对爱国学生的镇压，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抗议，由此引发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天津学生和民众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为，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与马骏，会同直隶女子师范的邓颖超、郭隆真等学生领袖发起成立了觉悟社，组织了天津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叶公超等低年级学生则参加了天津绅商宋则久发起的千个“十人团”组织，成为“南开十人团”成员。1919年6月《南开周刊》第七号载:“王君在丰，叶君崇智等十余人乘船至大营庄演讲，颇受该处民众欢迎。”
叶恭绰担心公超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荒废学业，遂将叶公超送往美国留学。1920年8月，叶公超第二次来到美国，进入伊利诺伊州尔巴纳高级中学读书。翌年他入读位于缅因州路易斯顿的贝兹学院(Bates College)，这是一所创办于1855年的私立院校，教师和学生人数都不多，是全美久负盛名的艺术院校之一。
1922年叶公超又转入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又称麻省大学爱默斯特校区)。学校距离州府波士顿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坐落在美丽富饶的新英格兰镇，四周环绕着小山、森林、湖泊以及草地。
这所大学十分重视人文教育。当时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作为驻校诗人，正在该校执教。叶公超对弗罗斯特的课程简直着了迷，跟着这位“只讲究念书不念书，不讲究上课不上课”的诗人学习创作诗歌和小说，还创作了一本名为Poems的英文诗集。
弗罗斯特十分欣赏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子。后来叶公超在北大的弟子艾山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见到弗罗斯特，弗罗斯特还与艾山谈起叶公超，称赞乔治·叶很有才气，如果继续把诗写下去，加上中国固有的丰富诗歌传统，则在太平洋的彼岸，不会让印度诗人泰戈尔专美于前。
1925年秋天，在爱默斯特获得文学学士后，叶公超来到英国，攻读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玛地兰学院的研究生。在剑桥，叶公超结识了在英国诗坛负有盛名的艾略特(T.S.Eliot，1888—1965，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聆听艾略特的讲座之外，叶公超时常求教于艾略特，互有交流。回国后，他是第一个把艾略特的诗歌和诗论译介到中国的学者。
叶公超在清华的学生王辛笛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时，曾听过艾略特主讲的莎士比亚，他描述道:“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当时我不免有些看不惯)。一看到他，我立刻就想起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名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艾略特的讥讽还渗透在他的《荒原》和《空心人》等诗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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