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婚姻影响了叶公超的性情，还是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或是互为因果，似乎都说不清楚。也许浦江清说得更有一些道理:“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我们脑海中能存在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
几乎所有人羡慕和赞许的叶袁婚姻，从叶公超从政开始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外人难以理解的休克状态。叶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有学者称，叶公超曾与他的表妹发生感情，袁永熹知道后十分反感，生气得不得了，一直不肯原谅叶公超。他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糟糕。
从吴宓日记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叶公超与袁永熹夫妇婚姻危机的一些端倪。有一次吴宓到叶家吃饭，叶公超对饭菜的口味不满意，大吵大闹，当着吴宓的面责怪袁永熹。袁永熹冷静地回应道:“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西南联大时期，物价飞涨，教授们微薄的薪金常常被拖欠。叶公超夫妇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一些瓜果蔬菜，除自家食用外，还将多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吴宓在日记中写道“超等为谋利，在宅园中，耕地，以种菜蔬。驱使其夫人子女同劳作，至超夫人前日患病，仍不休息。”
叶公超去新加坡，后来又去英国伦敦，袁永熹都没有相随。而是带着一双儿女去了贵州。抗战结束后，袁永熹又带着儿女去了美国。她一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和工作。在学生和同事的眼中，袁永熹是一位荆钗不御铅华的温文尔雅的学者，“热情爽朗，待人热诚，生活极朴实勤俭，衣着更是简朴，头发是台湾中学生式的清汤挂面，是那样超尘出俗”。
袁永熹在美国一待就是三十年。尽管两人一直没有离婚，但始终过着离多聚少的分居生活。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长”和“出使”美国时，袁永熹出于外交礼节的需要，或到台北或到华盛顿陪同叶公超出席一些“外交活动”，事毕后即返加州。1976年袁永熹退休后，在加州门多西诺(Mendoeino)一处靠山临海风景上佳的地方盖了一栋房子常住，很少到台湾去。陈香梅回忆说，叶公超“更关心他的一儿一女，但我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太了解自己的父亲，叶氏失意的晚年，这也是一道伤痕”。
1979年10月，叶公超的继母赵寿玉在大陆病逝，叶公超得知后，满怀思念地写下了《临江仙——悼慈母》:
别绪无痕心有讯，栖迟缱绻难赊。一回秋梦一思家，田园庐墓尽，何处话桑麻?聊把临江仙调寄，歌残秋月春花。清芬多少数年华，两行慈母泪，赢得百年夸。
1981年初，袁永熹回到台北，与叶公超度过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感叹:“我是有家归不得”，“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
友人蔡孟坚到医院看他，发现他头发全白，老态、病态毕露，蔡安慰他:“我只小你一岁，只要将烦闷变快乐，自能长命百岁，谅必稍加治疗，即可出院。”叶公超回答说:“你少说俗套话安慰我，你应该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话，我的心早死了。医生诊断我是心脏病，固然不错，但是有许多政治野心家，先将心脏病秘密掩饰为正常，仅仅说出一些附属病症，有的竟宣布其身体一切正常。今我一生无野心，须知我的心脏病，是被动而来的，哀莫大于心死。”去世的的前三天，叶公超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差人送来的纯毛黄褐色背心和一些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
11月20日，也就是叶公超病逝的当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他在文章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张群)，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临终时他躺在病床上还在与身边的人思念道:“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
袁永熹没有赶回台北与之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副挽联: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陈香梅在悼文中写道:“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她质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有“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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