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劫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外文局的一些年轻的编辑、翻译和行政人员开始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佩戴上红袖章，自称是“革命造反派”，办公楼里贴满了大字报，揭发和声讨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杨宪益等一批“旧社会”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无情的批判。

正在办公室翻译书稿的杨宪益被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带到饭厅里，爬上三层桌子架成的高台，接受群众的批判。杨宪益回忆道:“在这以后，我参加了一连串的斗争会，有时单独挨斗，有时充当局领导们的陪斗。”“那些年轻人爱玩一种叫作‘坐喷气飞机’的把戏。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

对“当权派”和各种“阶级敌人”的批斗、抄家在这年的盛夏达到高峰。因为持续不断的批斗，杨宪益经常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状态，开始出现幻听幻觉的症状。他有时会想象着有坏人在陷害他，“晚上，我独自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乃迭和孩子们都到寝室去睡觉了，我就大声对着那个‘暗藏的敌人’说话，想揭穿他的阴谋”。

他让戴乃迭向重庆时的老朋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发过一封求助信，但是，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哪里知道，此时这位老朋友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在遭受与他同样的待遇。后来他才知道，徐冰不久就自杀了。他在重庆的老邻居著名作家老舍也在这年夏天，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投入太平湖自尽了。

1967年初开始，群体性的歇斯底里造反活动转向了派性斗争和争权夺势。“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们关押的关押，进牛棚的进牛棚，大多都处于被监管和劳动改造的境地。有一段时期，杨宪益被勒令打扫办公楼的厕所，他发现干体力活比起坐办公室爬格子要愉快得多。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态度，他打扫的厕所成为外文局大楼里最清洁的厕所，常常受到大家的夸奖。后来又让他去食堂帮厨，到垃圾堆里去捡煤核，尽管这些工作令人感到厌倦，但室外的空气起码比厕所的气味要新鲜得多。他做梦也没想到，劫难不仅没有完，一个更大的噩梦正在等待着他。

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有些外国间谍已经来中国多年，甚至解放前就来了，他们伪装成我们的朋友，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这个讲话出笼不久，外文局的美籍犹太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他的英籍妻子就被抓了起来。

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杨宪益夫妇的厄运也来到了。四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宪益与戴乃迭情绪低落地坐在家中，打开一瓶酒，默默地对饮着，酒至半酣。外边有人敲门，来者是外文局的一位人事干部，他约请杨宪益到外边去谈一谈，杨宪益穿着拖鞋就出去了。

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办公室等着他，问清姓名、年龄、籍贯，其中一人大声宣布:“遵照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你被捕了。”其他人给杨宪益麻利地戴上手铐，接着又让他在一张搜查证上签了字。随后他被塞进绿色的吉普车，两边各坐着一名军人，他们把杨宪益的头按到膝盖上直接开往监狱。杨宪益被送进一间关押了二十多人的大囚室。

借着酒劲，杨宪益一直睡到天亮，一名上了岁数的犯人悄悄问他:“嗨，他们为什么把你抓进来?”“我不知道。”“你进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身上又有一股酒气，我们想你准是多喝了几杯在街上胡闹，才被抓进来的。”“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从家里被抓来的。”那人沉默了片刻，接着若有所思地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

四年以后，当杨宪益被释放回家，发现那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白酒仍然放在壁炉台上。他还得知就在那天夜里他被带走后，戴乃迭也被捕了。他们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一家工厂，由于备受歧视，变得精神失常了。两个女儿被送往农村当了农民。

杨宪益出狱后的第五天，戴乃迭也被释放回家。他们的儿子精神病日益严重，被接到了北京，他常常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是个英国男孩，几次闯入英国使馆，惹了不少麻烦。经过批准，戴乃迭带着儿子回到英国去治病，先是把他安顿在一位友人家中居住，后来又搬到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家去住。不幸的是，有一天乘家里没人的时候，杨宪益的儿子把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点燃后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杨戴夫妇在北京得知后，悲痛欲绝。戴乃迭的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