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民益
米兰·昆德拉说：“书籍自有自己的命运。”此时此地，我的理解是：这个命运的道路纵横交错，但有一条在2003年通向了中国，于是昆德拉的书源源不断地踏上了这条命运之途。人们惊喜地发现米兰·昆德拉的全新中文版作品系列在这条道路上向我们翩翩走来。70多岁的昆德拉以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值得人们阅读的作家之一。
在这样一个朝三暮四、喜新厌旧的时代里，昆德拉的作品还能被读者广泛而持久地阅读，这应该得益于昆德拉所宣扬的小说的智慧。昆德拉的小说思想既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更集中体现在他的两本小说理论中，一本是《小说的艺术》，另一本是《被背叛的遗嘱》。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坐在书房里再次翻阅了这两本著作。多年以前我阅读这两本书时的那种惊喜之情又回来了，这种心情就像一个人拥有过两个快乐的童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厚赐，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看来奢侈的要求，今天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得以实现。
在这两本小说理论中，昆德拉把小说的智慧阐释得淋漓尽致，他以一种洋溢着智者气息的文字语言为我们揭开了小说艺术扑朔迷离的面纱。
当米兰·昆德拉津津乐道于他的小说智慧时，他的思想的敏锐和深刻显露无遗。米兰·昆德拉说：“建立在唯一的一个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是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们所称为小说的精神相调和。”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的智慧是一种非独断的智慧。作为小说家，应始终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真正小说家眼中的小说就是对存在可能性的发现与勘探。米兰·昆德拉说：“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存在作为它本来的直到那时被遮掩的可能性，换言之，小说发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昆德拉发现了塞万提斯小说中的“无把握的智慧”，发现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小说世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的思想接近于尼采的实验性思想，它的第一推动力在于破坏固定不变的东西，给那些被共同接受的体系埋下炸药，打开缺口，到未知中去冒险。然而在小说中最早由塞万提斯给我们讲的知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捕捉这一古老的智慧，却被现代人看做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世界是一成不变的。这样，他们在各种已经得出的答案里不思进取，他们沉浸在不断被重复的事件中，拒绝新的冒险。难怪昆德拉说：“现代社会最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而那些在小说的写作中只会斤斤计较于西红柿几角钱一公斤的小说家，只能躺在理性的温床上昏昏欲睡，他们的想像力会在一只菜篮子面前忍气吞声，他们给我们展示的小说世界永远是一个墨守成规、按部就班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能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这与昆德拉眼中的真正小说家背道而驰，所以昆德拉说：“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坚垒踢上几脚。”
小说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的。米兰·昆德拉说：“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昆德拉告诉我们，是幽默“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是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其乐”。法国文学家拉伯雷曾经对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既厌恶又惧怕。《巨人传》的深刻的幽默被当做最一般的“发笑”而不能被人理解，这样，最有诗意的作家遇到了最没有诗意的世界。昆德拉对此深有感触，他觉得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
米兰·昆德拉指出，对存在的发现的连绵不断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这一历史源于塞万提斯和拉伯雷，卡夫卡开辟了新的方向，但是到了现代，小说的历史终结了，小说存在于小说的历史之外，成了“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和“被背叛的遗嘱”。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说的使命问题，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那就是“存在的被遗忘”。
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事实比看法重要的观点，他说：“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但我想，有时候看法显得比事实更重要，因为事实总是姗姗来迟，而看法永远轻舞飞扬地走在事实的前面，它显示着一个人的勇气与力量。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艺术的看法就充满着一位小说家的智慧与力量、勇气与想象。
罗兰·巴特说：“小说家不给人提供答案，他只是提出问题。”确实，昆德拉没有给任何人提供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固定答案，他只是启示我们其实小说既可以写成这样，也可以写成那样。在我看来，他的到来不是为了关闭一扇窗户，而是在我们面前打开一扇大门。
(作者单位:余姚市梨洲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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