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仑人的骄傲

清明时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东侧的长山岗墓地，总会有很多人自发地手捧鲜花或手持花圈前往，祭奠最早的宁波籍共产党员、“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张人亚同志，以缅怀这位“吹尽狂沙始见金”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其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丰功伟绩和高尚风范。

张人亚是小乡村走出去的最早的宁波籍共产党员。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在浙东北仑霞浦霞南村张家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刚出生时，父母给他起名守和，字静泉。童年时，他先就读于开设在张家祠堂内的张家私塾霞浦学堂，后来张父见儿子聪颖好学，就倾全家之力送他到镇海县立中学念书。16岁的时候，为谋生计，其父托关系，将其介绍到上海凤祥银楼做学徒，成了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从小乡村到大上海，张人亚目睹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中外反动势力欺压中国人民的恶行。后来，思想要求进步的张人亚又从进步书刊和身边的革命志士的言行中，接触到一些先进的革命思想，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念头。随后，张人亚主动组织了同行业工友，就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等与资本家进行谈判、交涉。张人亚以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及其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引起了革命组织的关注。受进步人士和党组织的影响，张人亚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张人亚配合党组织积极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在党组织的培养考查下，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上海最早的几位工人党员之一，也成为最早的宁波籍中共党员。

张人亚是一位在斗争中成长的上海金银业“工人领袖”。入党后，张人亚开始了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革命活动。最初，他利用从前在金银业的工作经历和群众关系，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由于突出的工作才能和良好的人缘关系，他赢得了同业工人的支持和信任。张人亚后来筹备并组织了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开始领导上海金银业的工人运动。

金银业是以加工制造金银首饰为主的传统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共有34家大小银楼，2000多名从业工人。金银业工人深受雇主盘剥，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很差。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帮助下，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张人亚以大会主席身份，在有1600多人参加的成立仪式上，作了大会报告。他说，俱乐部是一个联络同业工友的机关，“就是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他要求上海金银业的工人紧紧地团结在俱乐部周围，“努力去做(工作)”。大会通过了俱乐部章程，选举了俱乐部职员，发表了俱乐部宣言。《宣言》称:为扫除一切使工人不幸的事情，提高将来的生活水平，号召工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快快行动起来”。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向银楼公所提出了增加薪资、学徒年限减为3年、星期日休息、废除包工制和改良待遇等五项要求。但银楼资本家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不仅不予理睬，而且断然将张人亚等3名俱乐部执行委员开除。工人们闻讯后群情激昂，立即又增加了两项要求，即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将开除的3名执行委员复职。工人们要求各店主一律承认，并限24小时答复，可资本家仍然置之不理。金银业工人于10月7日发表罢工宣言，宣言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并举行全行业罢工。资本家立即对罢工进行反扑，俱乐部针锋相对，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罢工规模不断扩大。最后，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几乎动员了全行业2000多名工人，坚持了近一个月，终于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张人亚始终将革命事业作为职业生涯。罢工斗争结束后，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到商务印书馆的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张人亚就是三个执行委员之一。1923年8月，张人亚任青年团上海地委委员、书记，后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的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1924年，张人亚被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惨案”后，张人亚奉命回国参加反帝斗争，8月任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任中共浦东部委书记。1927年初，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的出版工作，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好了舆论准备。1928—1929年，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通科科长。1930年，从事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方面的工作，后又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6月，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初调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印刷局代局长，6月又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中、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但他任劳任怨，在身体状况一直较差的情况下仍一如既往开展工作。1932年12月23日，时值隆冬，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中间又是崇山峻岭。张人亚途中十分疲惫，疾病发作，终因无法救治而殉职。殉职后，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信不畅，张人亚身埋何处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家人更是近几年在档案馆珍藏的《红色中华》第46期上才得知张人亚殉职的具体情况。张人亚因公殉职后，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这位为党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年轻同志，专门在机关报《红色中华》第46期上发表《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称赞他“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是“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位于北仑区霞浦街道的长山岗墓地的张人亚墓，实际上是一个“衣冠冢”。为何要建“衣冠冢”?建墓20多年后，这个“谜”终获破解。

长山岗墓地的张人亚墓碑上的名字，用的是父母起的名字“张静泉”，而墓碑上只有“泉张公墓”，少一个“静”，这样做，主要是避人耳目，以保护墓内党的珍贵资料。

原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当时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把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报保存下来。于是，他于当年的一个夜晚，秘密回到老家，冒险将一大包文件、书报从上海转移到老家北仑霞浦，再三委托父亲代为秘藏，托付老父后，张人亚没有久留，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是张人亚最后一次回故乡。他的父亲张爵谦老人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在村东面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筑了一座合葬墓穴。张人亚的一侧是衣冠冢。在衣冠冢里，老人把张人亚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报，用油纸裹住包装好，独自将文件、书报和张人亚留下的衣物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人十分清楚这批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秘密埋在心底。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可“原物奉还”，实际上张人亚早已过世。20多年后全国解放，老人却没有盼到他的儿子，也没有儿子的消息。万般无奈之下，老人想想自己年事已高，现在全国也解放了，这批重要的东西不能再“秘密”下去了。于是，就叫他在上海的三儿子张静茂回来，把这一大包文件书报和珍藏了近30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全体留影的特大照片交给了三儿子，要他带回上海去上交相关部门。张静茂肩负重托，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就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图章，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这些秘藏品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文件和书报全部捐献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张人亚留下的中共早期会议文件和出版物十分珍贵，它们已被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2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