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粮票

30多年前的一天，浙东穿山半岛上的一个叫白峰后弄口的地方，临街的供销社饮食店旁的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手捏二两半粮票和五角钱，买到了一只刚出笼的盖着红印的大油包(一种用面粉做皮、内填猪油馅的大包子)。然后，三个小男孩围在一起，将包子一分为三，吃得津津有味，其中一个男孩就是我。三个人中，我最小，我是跟着比我大几岁的本族兄弟去他住白峰街上的亲戚家玩的，当时的我一无钞票二无粮票，本族兄弟的兄弟用大油包来招待我们，就成了物质贫乏年代的“超级享受”。

这是粮票时代我记忆最深的镜头之一。

民以食为天。当时粮票是买粮的“通行证”，有钞票无粮票不行，必须钞票、粮票“两票齐全”，方可购粮。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对粮票不仅记忆深刻，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再加上出身农民家庭，粮票更是一种稀罕物。

除了粮站买粮外，当时上饭店吃饭，到饮食店、商店买食品，同样需要“两票齐全”。那时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省粮食局印制)，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是粮票中的“老大”，全国通用，地方粮票通常只限于发行区域使用，跨区域就无用了。并且由于级别不同，粮票印制的质量区别很大，全国粮票印制得精美挺括，而地方粮票纸质绵软，印得也较逊色。

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却拿不到粮票，而不种粮食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却月月发粮票，这是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三大差别”的一别。因此，农民家的人要出门，或者用钱去向人买，或者有居民亲戚的就去向人家要，但人家给了，饭就不够吃了，农民就背着大米去换。当然，也可去粮站换粮票，但必须得有证明，如生产大队干部去外地开会、参观学习，“赤脚干部”就手拿公社证明，背着大米去粮站，粮站工作人员按天数给你计算好，再换粮票。但一般的老百姓就很难享受到这种待遇，在那个特殊年代，老百姓只有在粮站交公粮的义务，鲜有换粮票的权利。因此，头抬得高高的粮站站长，就像攒在他手里的粮票，骄傲得很。

于是，当时就滋生了地下的“粮票市场”。农民也有用自家养的鸡和鸡生的蛋，私下去换粮票的，久而久之，出现了专门倒卖粮票的人，那时叫“投机倒把”的人，属于严厉打击对象。

后来，我上高中了，我们用饭盒盛米，吃的是蒸饭，与我们同班的有很多部队子弟和居民户子弟，则用粮票换中学食堂的饭票。我们吃饭时忙着去取自己的饭盒，而他们去食堂盛饭，令人羡慕。没办法，这就是差别。

再后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也做过代课教师。几年后因“会写报道”，又被试用为公社“半脱产报道员”，成了“吃谷”(当时公社对非正式国家干部的一种戏称)的准公社干部了，因不算正式国家干部，没有粮票发，要去公社食堂吃饭，就得背着大米换饭票。这样过了三四年，到了1984年3月，我作为文化专干，几经曲折终于特招为正式国家干部了，“吃谷干部”变成了“吃米干部”。第一个月我领到了30斤“骄傲的粮票”，当了十几年生产大队党支书的父亲甭说有多高兴了，儿子成了公家的人!我自己也很激动，以后每个月的粮票国家给发了，“骄傲的粮票”归我主宰了。

虽然粮票国家给发了，但我仍常常背着大米去公社食堂换饭票，付点加工费就行了，因为自家种水稻，我上班离家不远，又常常回家吃饭，粮票可攒下来。

单位发的是浙江省粮票，到后来，我又攒了不少全国粮票。

终于到了1993年，粮食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在通行近40年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那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沓沓粮票，有全国的也有地方的。昔日“骄傲的粮票”已走入历史，不再具备流通功能，转而摇身一变成为收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