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五岁时候乱读杂志,有天读到篇小说,题目是《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觉得特别的长,一看作家名字:端木蕻良。也比别人的长一点。“蕻”字又不认得,读“半边字”也不好读,只好去查字典。
后来见到好几个名字,都用了“蕻”字。端木笑道:把一个冷字用热了。当然不是一个字的缘故,他少年成名,出手就有影响。
那是三十年代,他有篇小说叫做“遥远的风砂”,可以概括我对他这个时期作品的印象。写的是关外、草原、森林……再,是沦陷了的国土、铁骑和屠刀。我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还一点也不懂文学,倒是已经有了一般少年人的幻梦,总以远方为好,别说风砂,连铁骑都可以浪漫起来。
若当时给端木蕻良画像,是“风尘三侠”中人物,只不过是虬髯还是“俊扮”,不能一定。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四川贵州一带充当流亡学生——我的鱼米之乡也沦陷了。谋求生存中间,倒也读点书。读到端木的部分小说,有大不同,写都市生活了,写抗战大后方的畸形人物了。时隔几十年,还记得有一篇题名《生活指数表》,通篇是男女两青年的对话。这不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只是“新都花絮”的一絮吧,但细巧令我惊讶。自以为懂得一点文学了,断定先前是为粗犷感动,如今让细巧愉悦。
近年开放以后,海外进来所谓“三厅”小说的名家作品,有人可能因少见过于赞赏,我说:只怕还写不过端木。
端木也写歌词,有一首《嘉陵江上》流行大后方。流亡学生唱,热血男女都爱唱,晚会上唱,专业歌会上唱。唱得好这首歌的,我觉得应是回肠荡气而后出绝响。
认识端木蕻良,是建国之初,北京文联成立不久,我到文联创作研究部工作,端木是部长。先前我没有正式的做过文学工作,因此端木是我文学入伍的第一个上级。
这几年风行叫老师,管年岁大点的不论授没授过课,都以老师称呼。相反,五十年代连真正授过课的老师,在大面儿上也只称呼同志,仿佛老师是私人关系,革命队伍大公无私。
老文联没有人叫过端木老师,客气时候称端木同志。后来大家只叫端木,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地位改变了。论人,大部分还是亲切的意思。我叫端木叫了四十年了,现在改口反倒不自然,就这么没大没小的叫下去吧。
当时端木已是多产作家:长篇短篇、散文诗歌,都有声望。也已是名牌大学当过教授的作家,这是说又是学者。
我开始学习写小说,他是关心的,尽力的,他巴不得部下赶快打响。我们还不是专业写作,或多或少做点机关工作,和大家一样上下班。有时要看个好电影,找他告假,他会说:给我也买张票。
可惜时间不长,他不多说话了,应付环境也有些不耐烦了。偶然论人论事,出现嘲讽,用字不多,每每锋利。
有一位真正多尔衮的后人,职务是秘书。饱经沧桑,回避是非,有时委婉其词,又多见识。他给端木四字:“恃才傲物”。
我在文联从来没有沾过人事工作的边,许多“内部”情况,不知道也不打听。印象中,从胡风案发,端木就受审查了。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审查随起随落,没有戴什么帽子,也没有宣布什么结论,像老是挂着,最不是滋味儿。
端木头几年单身住在机关里,总算有独居一屋的待遇。窗户外面是走廊。从不打开,挂着窗帘,常见再挂上一条军毯。为隔音?为挡住阳光?为幽室静心?有时敲门进屋,和走进一个黑洞洞一样。
每回走过窗外,从来听不见声响。那一条军毯是幕是幂?是迷是谜?在别人的文章里,记得也在端木的散文或是书信里,写到过野兽受伤,藏身洞中,悄悄自舔伤口……这些话曾被凶险误解。但我想象,端木收藏古币、古玉、古瓷,从不称道收藏家,他是悄悄吸吮民族文化,滋润自己。
发落端木到北京文艺编辑部评论组当一般编辑!
下放端木到石钢劳动,参加编写厂史。
集体去十三陵水库挑土,住帐篷,有宣传任务下来,要诗写诗,要文写文。有回要评戏。这可是说说一句话,拿拿一大摊。当然先集体讨论。以后谁执笔?还得端木。端木一一应命,从善如流。就在土石坑边上,小小山坡中间,掉毛毛虫的马尾松下,膝盖头顶着笔记本,写一天等于二十年。干劲冲天。卫星上天。天上又不如人间,天仙下凡睁不开眼……
他在写作吗?他在膝盖头上写作。他在帐篷草铺上写作。他在用笔写作。他用生命抗着艰难,只是笔下没有了生命。怨什么呢?只怨写作可恶自有规律。
他的“恃才傲物”哪里去了,是脱胎换骨了吗?
端木当年才是中年,但肩膀自幼有伤残,也早已窝腰。一谈到体力,却说上大学时,爬过清华大学塔楼尖顶。
十多年里,他的京剧《除三害》,经受住了舞台考验。短篇小说《蜜》,当年不兴评奖只有选本,上选多种本子。……一个少年成名,随着丰产的作家,在盛年的时期,这又算得什么呢!端木若骂我,我恭敬听着。其实说的不是哪一个作家的事,好几位前辈晚年时,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到了“文化大革命”,挨了打挨了斗,住进牛棚,这才“全部、彻底、干净”停止了文学写作。作为作家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了他的存在方式。
我们一起到了先前劳改地方后来叫做团河农场,编在一个班,住在十来个人的屋子里。凡节日,不许外出,倒也不能下地了,我蒙头大睡,醒来披衣起床,无意中哼哼道:“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歪在斜对面铺上的端木,全身不动,单把一双手贴身摇晃。
有回和我说起审他几十年前的一件什么事,记不起来了,罚站。他轻声说:站着就想起来了吗?站着就想起来了吗?站着就……只重复这么一句,但听得出来一声比一声不胜愤愤。
有回给假回家,他的老哥哥送他回农场,天寒地冻,风大屋小。老哥哥不禁流泪。过后端木轻声说:哭什么呀!哭什么呀!哭什……只重复这几个字,这回听出来就不只愤愤,还傲傲,就是多尔衮后人说的“恃才傲物”的傲字。一晃二十来年过去了,原来这个傲字还冷藏着在。
有回小声告诉我:心脏漏血。夜间躺着,自己都听得见咕哧咕哧漏血的声音。我们不是医生。这个症状不一定叫做漏血,但在官面上,端木不言病,不请医,不要求照顾。其实他已半残。
继“知青”插队之后,北京创新实行干部插队,发配我去平谷。
有年春节——这是六亲不认的年头,连拜年也归“四旧”,不过我想去看看端木。这时端木住在虎坊桥叫做小白楼的小小黑屋里,夫人还远在云南,老哥哥已经辞世,老嫂子也老了,勉强做做饭。
我进屋,端木眼睛一亮,随即暗下来。我坐下说话,才三五分钟吧,只见他眼皮粘连,脑袋颤颤似瞌睡。我提高点嗓门,他又撑开眼皮,口里嗯嗯呐呐。不一会儿,又颤颤粘连……
我暗吃一惊——细细回想,人心都灌了铅,又重又冷,难得吃惊。我这回是看见一盏油灯,油尽灯干,火苗“扑落”——“扑落”是土话,说火苗扑的上升,立即下落,又扑又落,不定哪一落,再也扑不起来,落进无底的黑暗……我的灯虽说油多一点,但也眼见尽上来了。这个民族悲剧实在演得太长,太煎熬人了。
端木居然熬到新时期到来。他的夫人钟耀群调回北京,悉心调养。
不久,听说“想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很早的事了”。“本来这个题材,是属于社会的。曹雪芹本人的接触面是那么广泛,他的思想,又有极深远的继承性,应该坦率地承认,囊括这么浩瀚的素材,绝不是我一个人承担得了的……”“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曹雪芹》前言)
这部长篇三卷本,百万多字就同奇迹一般,一九八○年,近三十万字的上卷出版了。这盏灯怎么又油旺火亮了?!
与夫人钟耀群通力合作,一九八五年,四十多万字的中卷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据夫人说:下卷在“组合”中,那么是有了底稿了。
在这一般叫做“新时期”的十多年里,见到端木的次数倒不多了。那是“摒挡一切,专心致力”,再,大家都有一种心情,把埋藏在悲剧里的时光挖点回来。互不打扰。
当然也有见面的时候。每次都分明见到面色红润,腿脚虽不利落,却无倦容。我都不禁惊叹:端木“返青”了。
有时听他会上发言,若是气氛祥和,话题对路,竟一发不可收。从容一小时,旁征博引,“接触面”“广泛”。专心听来,思路又似溪流汩汩,有“深远的继承性”。还有一个发现,面对开放以后各种思潮涌来,他“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但不嘲讽,不厌烦,不惊慌,不吓唬,看来是从他“自己痛苦的探索中”,知道“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
以上的引号,都引自他的“曹雪芹前言”和“不是前言的前言”。
我想:“浩瀚”的《曹雪芹》,是他“很早”就经营的“奉献”。若在盛年实现,当有余力把日常发生的新鲜见解,来自“广泛”也来自“深远”的新鲜认识,日常发表出来,多好!顾不上,多可惜。
现在不能这样要求。我给南方一个刊物编专栏,很想请他写连载的短论。一个出版社要我帮助安排几个作家的文论集子,我当时提出编端木一本,又说要看情况,等他的大部头快杀青的时候再进行。
“月有阴晴圆缺”,不要“此事古难全”,单要“但愿人长久”。
我们叫他端木。他的本姓是和曹雪芹本家,也在“汉旗”。端木蕻良是笔名。有回他解释说,无典,只是他老家名产高粱的意思。端木是直立,蕻良即红粮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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